摘要：中國標準化戰略的實施促使標準在產業發展、技術進步、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顯著，如何測算這種促進作用的范圍和程度卻始終是學術界的一個難題。本文回顧了標準經濟貢獻國內外研究的進展，從標準經濟學理論的進展和標準經濟效益實證研究兩個維度進行了詳細分析，認為雖然標準經濟貢獻的實證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在方法學上仍然不能令人滿意，應進一步發展中國標準化經濟貢獻研究的新范式，在摸清科學機理的基礎上回答標準化經濟貢獻程度這一重要問題。
關鍵字：標準化，經濟貢獻，機制機理，研究進展
1引言
近年來，中國標準化戰略的實施促使標準在產業發展、技術進步、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顯著。以成為“國家名片”的高速鐵路為例，我國自主研發的動車組列車“復興號”大量采用了中國國家標準和中國鐵路總公司企業標準等技術標準，在動車組的254項重要標準中，中國標準占了84%。特別是核心的變速箱和齒輪傳動系統以前基本上以國外的標準為主，如今中國設計了自己的產品，適用于中國的鐵路，完全具有中國的標準1。毫無疑問，中國標準已經深入滲透到與國民經濟和居民生活相關的任何角落。因此，有必要在總結標準化經濟貢獻研究進展的基礎上，提出面向未來中國標準化經濟貢獻研究的發展方向和問題邏輯，以發展中國特色的標準化經濟學，更好地推動標準創新服務經濟發展。
宏觀經濟論文范例：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資產配置影響研究
2標準化經濟貢獻研究現狀
2.1標準經濟學理論的進展
標準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經協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認機構批準，共同使用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標準化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對現實問題或潛在問題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復使用的條款的活動(GB/T20000.1-2002，ISO/IEC第2號指南)。標準經濟學研究可以按照標準的經濟屬性進行分類。David(1985)給出了一個基于標準經濟影響的分類方式，將標準分為兼容性與接口標準、最低限度質量和安全標準、品種簡化標準和信息與測試標準四類，盡管其后有學者對這種分類進行了補充，但分類方式仍然是穩定和有效的(Tassey,2000)。
關于兼容性與接口標準、最低限度質量和安全標準、品種簡化標準和信息和測試標準的經濟效益屬性，布林德(2006)作了很好的總結，扼要引介如下。
(1)兼容性與接口標準。網絡產業發展后，兼容性標準和接口標準變得十分重要。兼容性與接口標準影響生產者和消費者決策的網絡外部效 應(Farrell,Saloner,1986;Katz,Shapiro,1994)和技術鎖定效應(Farrell,Saloner,1986;David,1985;Cowan,Miller,1998)。兼容性和接口標準的存在使得企業獲取聚集經濟效應成為可能。
(2)最低限度質量和安全標準。消費者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導致逆向選擇(Akerlof,1970)。最低限度質量和安全標準可以解決逆向選擇問題(Leland,1979;Kindleberger,1983)，還可降低交易成本和搜尋成本(Hudson,Jones,2001;Ericson,Starc,2016)，并避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負外部性(Baumol,Oates,1971;Skea,1995)。
(3)品種簡化標準。有些標準起到簡化品種的作用。品種簡化標準通過減少產品設置技術的種類而形成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制定品種簡化標準可以獲取規模經濟收益(Dixit,Stiglitz,1977)，但也會帶來更多的競爭(Farrell,Saloner,1986;Swann，1985;Huang,Bai,etal,2017)，需要評價其綜合經濟效應。
(4)信息和測試標準。信息和測試標準包括兩類，即信息和產品描述標準、測量測試方法標準。信息和產品描述標準可以被看成是上述三類標準的一種混合，通過描述、量化和評價產品特征的出版物、電子數據庫、術語以及測試測量方法等形式，有助于提供經評估的科學和工程信息(Tassey，2000)。高技術產業中的測量測試方法標準可以提供很多信息，這些信息如果被廣泛地接受，就可以極大地降低買者和賣者的交易成本(Blind，2004)。
總體而言，在標準的經濟屬性分類的基礎上，以Farrell,Saloner(1986)等人的開創性文獻為發端，標準的經濟學研究在1985~1995年經歷了一個高峰。經濟學文獻從多個視角對標準化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然而，自1990年代末開始，標準經濟的理論研究有一個明顯的停滯，經驗分析也主要是基于個案研究和事件分析。2000年前后，比較有影響的標準經濟學的工作大部分由K.Blind完成，主要是幫助德國標準化研究院、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局和大型公司分析標準化的經濟影響(Blind，2004;)。國內理論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工作是通過對創新驅動模型的分析，把質量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學研究范式，創新性的提出了標準經濟學供給派觀點(宋明順，王玉玨，2016)。
2019年，中國學者也從標準知識體系結構的角度對標準經濟學進行了深入闡述(王平，梁正，侯俊軍，2019)。標準的經濟學分析理論文獻比較多，但其宏觀經濟效應的經驗實證工作相對來說缺乏(產品和標準化的經濟效益研究很多，但因其本質上是一種財務成本收益核算，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文暫不考慮)。主要原因：一是理論模型本身過于嚴格，而且常常是基于限制性很強的假定;二是理論模型的可計算化程度較低;三是缺乏足夠的數據，從而無法對由模型引申出來的假說進行充分地實證檢驗(Blind,2004)。但更為關鍵的是，傳統的標準經濟學理論模型缺乏可計算性，無法直接用于實證研究的分析。
因此，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將難于求解的理論分析模型改進為可用于標準化經濟政策研究的可計算模型，這也是本項目研究可計算集成驅動模型的核心。
2.2標準經濟效益實證研究
2010年3月，ISO發布了標準經濟效益評估方法(ISO，2011)，供ISO各成員國在設計和開展此類研究時使用。ISO的標準經濟效益評估方法可以幫助行業和企業確定標準創造的價值，掌握將標準創造的價值最大化的方法。研究表明，對大多數案例而言，標準帶來的總體效益占公司年銷售額的0.5%到4%。ISO的研究成果旨在用同樣的方法論來量化企業標準的經濟效益，但由于研究對象并不全是價值鏈的整個過程，大部分選取的是其中的幾項業務功能，并不能完全反映標準的經濟效益。
3總結
標準已經全方位滲透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消費的一點一滴，標準已經成為國家市場監管體系的重要支撐力量，國家對標準化事業的投資投入力度迅速增長。標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直觀上是明確的，但其機制在科學上是模糊的，其貢獻程度在數量上是難以較好估計的。目前需要創新標準經濟學新的研究范式，更科學地闡明和分析標準經濟貢獻的發生機制、傳導機理、作用模式和增長效益。因此必須盡快發展中國標準化經濟貢獻研究的新范式，在摸清科學機理的基礎上回答標準化經濟貢獻程度這一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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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翊1,2熊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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