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一帶一路”規劃和建設所面臨的“五個平衡”挑戰，制約了戰略和戰術目標的融合:即中國市場需求和本地比較優勢供給、中國產業鏈延伸和本地產業發展、工程完成度與保障機制、區域融合和多方利益、傳統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這亟需構建更具系統性的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予以應對。即以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貿易和當地產業升級為核心任務、可持續財務和治理機制為保障機制、以多邊合作機制推進區域融合，進而指導傳統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
關鍵詞:“一帶一路”;規劃和建設架構;多邊合作;區域融合;基礎設施
規劃師職稱論文范文：城鄉規劃建設與土地管理初探
摘要：現代城市在規劃和建設過程中，對資源的整體利用率并不是很高，特別是在土地資源方面，經常會出現土地資源過度消耗堯浪費等情況。所以本文針對城鄉規劃建設過程中的土地資源應用情況進行分析，并且提出有針對性的土地管理措施，為土地資源的整體利用率提升打下良好基礎。
一、引言
“一帶一路”倡議在過去六年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推動我國形成了更高層次的全面開放新格局，也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提供了新動能。但是，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這一基本要求，我們需要提出中觀層面的規劃和建設架構，協調宏觀層面的國家理念以及微觀層面的具體工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首先，我們需要定義“中觀”。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宏觀指人類政治生活的理想和價值問題，中觀指如何設計制度以實現人類政治生活的理想和價值，微觀指個人或團體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等。[1]從城市規劃的角度看，宏觀指宏觀政策和城市發展的價值觀體系，中觀指城市公共政策、空間規劃和導則等，微觀指城市空間發展項目。[2]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宏觀以國家為代表，中觀以區域為代表，微觀以企業代表，這里的中觀指一定區域內的政府、企業、市場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
[3]基于上述定義，本文給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宏觀、中觀和微觀概念:宏觀指發展“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價值觀，中觀指指導理念和價值觀落地的體系或架構，微觀指具體的落地工程項目。當前，宏觀的理念和價值觀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闡述，例如共同發展、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共商共建、民心相通、構建人類共同體等。[4]微觀的工程項目也已遍布“一帶一路”沿線城市，此處不做贅言。但是學界的研究和企業的實踐要么側重宏觀的地緣安全、產業等國家戰略思想，要么側重微觀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缺乏中觀層面的規劃和建設架構將宏觀的國家理念和微觀的具體工程聯系起來，這可能提升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實踐活動的系統性風險，例如只識理念不見實際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將可能帶來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損失。本文融合商品貿易、產業升級、財務和治理、多邊合作、基礎設施等要素，構建了系統性的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以協調宏觀的國家理念及微觀的工程實施。
二、架構的構建
中國“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需要中觀層面的規劃和建設架構，以協調宏觀層面的國家理念以及微觀層面的具體工程。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缺失的表層原因是中國海外項目過于重視傳統基礎設施(例如公路、港口、橋梁)。雖然產業規劃、財務可行性、當地治理和數字基礎設施等要素也都或多或少予以了考慮并納入了實踐活動，但需要將各要素予以更系統性的整合并構建指導海外行動的理論架構，以盡可能預先降低海外行動的風險。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缺失的深層原因是未完全實現“五個平衡”。一是中國市場需求和本地比較優勢供給的平衡。過去六年我國過于強調地緣政治驅動，對市場驅動的全球供給關系考慮不足。二是中國產業鏈延伸和本地產業發展的平衡。過于強調延伸中國產業鏈，對本地產業升級和就業需求考慮不足。
三是工程完成度與保障機制的平衡。過于強調項目的工程完成度，對保障機制的建立考慮不足。四是區域融合和多方利益的平衡。過于強調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放資本或產能資源，實現中國與本地及其周邊經濟體的融合，對其他大國利益考慮不足。五是傳統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的平衡。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的強項，但對拉近地理距離并提升社會效率的數字基礎設施考慮不足。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整合關鍵要素建構了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該架構突出“一帶一路”行動的經濟理性，即以中國和本地商品貿易為切入點、中國和本地產業共同發展為核心的行動原則;提升保障機制，即考慮本地財政狀況，引入開發性金融資本和商業金融資本，并實現本地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結合，構建項目可持續的長效機制;實現宏觀的國家理念和微觀的實施工程的結合，即通過融合經濟理性和保障機制，在多邊合作下共同開發第三方或第四方市場及促進區域融合，進而指引傳統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
三、關鍵要素的討論
(一)商品貿易
識別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供給，以及主要進口國國內需求及其市場規模，將構建對多方有利可圖的貿易網絡，這一具有經濟理性的戰略行動也將增加中國所投資源的收益。例如，基于2017年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對太平洋聯盟四國(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農產品出口的數據分析，可見四國對中日韓具有出口比較優勢、且中日韓國內市場需求顯著的農產品數量至少有36種(約38億美元)。對于農產品進口合計超過2227億美元的中日韓而言，足有足夠的市場容量消化這一量級的進口商品，而且共同擴大針對第四方的農產品進口也有助于鞏固中日韓之間的政治和經濟互信。對于“一帶一路”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出口本地相對充裕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則易于構筑其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
(二)產業升級
識別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貿易關系后，需基于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建立當地產業鏈條的升級路徑。通過促使本地產業向規模經濟和創新經濟升級，降低區域各國同質化競爭及過度注重短期稅收和就業的風險。[5]131-134“一帶一路”多數發展中國家借助外部資本或市場需求所建立的國際貿易網絡，如果未能在一定時間內實現本地產業的升級，可能只能形成短期的稅收和就業收益，這無助于在長期尺度內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從單一的比較優勢商品向規模經濟升級，優先鼓勵政府、企業和學術機構聯合開展基礎學科研究、應用技術研究和職業教育，尤其是數字技術、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發展多層次的本地勞動力市場。此外，可以利用金融和信息與通信技術整合供應鏈上的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形成基于傳統和數字基礎設施的供應商網絡和公共服務產品。更高效的勞動力市場、供應商網絡和公共服務產品將促成產業發展所需的知識外溢機制，進一步推動規模經濟向創新經濟的升級。
(三)保障機制
保障機制包括財務機制和治理機制。這里指協調域內和域外金融和專業機構之間合作，共同應對財務和治理挑戰。域外的資本和文化投入乃至軍事和政治影響力都會隨著商品、路橋和通信設施的延伸而展開。如果外部資本不能部分地承擔財務和治理體系建設責任，“一帶一路”沿線的多個發展中國家可能只能成為商品傾銷的市場和原材料的來源。這不利于形成本地可持續發展的勞動力市場、供應鏈網絡和公共治理體系，進而也會抑制產業升級，外部投資將成為國家負債，激發本地社會的抵觸。因此，我們需要了解當地治理體系的建構歷史及其傳統和現代特色，避免系統性的政治和經濟風險。
各國并不需要簡單模仿他國(包括中國)模式，而是建立具有彈性且適應自身需要的治理體系來適應其具有比較優勢商品產業鏈條的發展需求。[6]83-85例如，“一帶一路”沿線多國公共財政不寬裕，項目財務可持續性弱。開發性金融機構提供的政策性導向貸款具有提高項目信用、貸款周期長等優點，其與盈利導向的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組成聯合體，將平衡項目盈利性和公益性以及項目可持續性。域內外的開發性資本、商業性資本、頂層設計、方案設計和建設實施機構合作，也可共同應對本地治理(如城市病或非傳統安全)和全球治理(如資源和環境)的挑戰，以及共同開發城市或區域，為形成可靠的中長期財政和稅收來源提供保障。
四、其他關鍵問題的討論
(一)重點方向的選擇
“一帶一路”的推進與發展需要聚焦。識別對于中國利益具有高優先級的戰略區域，總結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多邊合作機制下的責任和義務邊界(例如經濟和安全規則)，構建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指導項目實施，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經歷了六年探索后可能面臨的新任務。中國當前可能不具備將政治和經濟資源分散于眾多方向的資源和能力。[10]107建議將地理的“近”視為階段性目標，其現實基礎在于對距離較“近”的經濟體采取政治和經濟舉措及施展影響力的成本較低、風險較小。“一帶一路”沿線不僅存在著伊斯蘭、印度等發展中經濟體，也包括日本、俄羅斯和歐美等全球性經濟體，彼此之間必然存在著或強或弱且隨逆全球化潮流而加劇的競爭性。這使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時，需投入大量政治和經濟資源促使規劃和建設的成果融入當地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之中，尤其是形成與本地的政治、經濟和精神精英的互相理解，以部分對沖與沿線各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性。
[11]296-297因此，距離上的“近”將有利于中國國家資源投入的有效性，進而保護中國的全球利益，反之則海外行動的風險性將加大。例如，中國西北往里海方向沿線各國多處于中國與伊斯蘭、印度、俄羅斯等國交界的內陸深處，是農業和畜牧業的過渡地帶。歷史上沙皇俄國和蘇聯時期曾將其發展為棉花、羊毛及其他礦產資源的來源地并納入俄國資本主義生產鏈條。百年來中國一直嘗試發展定居點的工業和貿易，以加強其邊疆與往里海方向各國的聯系，但斷斷續續的商路既無法將其完全割裂，以零星的綠洲為基地的畜牧業也無法與中國內陸農業定居點形成緊密聯系，其納入中國產業鏈條的進程始終緩慢。[12]116-121和中國往阿拉伯海、孟加拉灣方向相似，中國西北往里海方向沿線各國現在的經濟基礎仍然在限制著合作的深度。
中國西南往泰國灣方向則具有更好的經濟基礎，在這個方向的資源投入可能更好的發展其本地勞動力市場、供應商網絡、公共治理體系并構建知識外溢機制，使其在全球產業鏈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其他方向也值得考慮，例如中國的貿易或能源安全不可避免的涉及與拉美、中東、東南歐或非洲的聯系，且這些方向的經濟體與中國政治關系相對較好且沒有歷史包袱，其經濟和政治獨立性較強，在系統性架構指引下的行動，也可能保障國家利益。
(二)政府的角色
對于單一的中小國家而言，促進區域融合以構建更大的市場并吸引全球資本顯得十分重要，但這依賴于國家自上而下的政治決心、規劃和行動，例如鼓勵成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國際投資者參與的共同發展基金，整合和建設跨國(如中南半島、中東歐、東非等)的傳統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依靠區域市場的一體化吸引全球資本。這個單一或多邊政府共同主導的頂層設計，將可能應對高速光纖、無線通信、數據中心和云計算節點等部署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和維護的資金缺口。政府需促進工業界、學術界和官員合作，制定傳統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這一體系既需要避免因過度狹隘的保護主義而制約產業發展，避免制造創新的制度障礙，也要能切實有效地保護數字資產的隱私和安全。在規劃和建設階段，各國還可能存在官員、學者、企業參與者因利益、能力和格局差異所引發的挑戰。例如，難以識別或平衡短期和長期時間軸上的城市、國家和跨國區域所面臨的戰略性問題，或難以協調產業、城市、信息技術等多規融合所面臨的戰術性挑戰，此時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能發揮其效果。
五、總結
本文所提供的中觀規劃和建設架構提供了一種指導“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的系統性思路。對于主要依賴農業、中低端制造業或能源礦產出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識別其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供給、主要出口市場的國內需求并升級其產業鏈，構建其財務和治理保障機制支撐項目的可持續性，可能是應對“一帶一路”沿線中小經濟體國內市場有限容量挑戰的可行策略。另一方面，對于受益于全球化大潮的經濟體(如中日韓歐等)而言，開放部分國內市場或共同針對第三方市場的共同行動，可能扶持本地產業鏈的升級，建立大國對沖逆全球化趨勢的政治生態圈以及維護其經濟增長的全球經濟基礎。
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多邊合作機制下所展開的共同行動，將適度釋放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多元競爭壓力，并減少包括全球主要經濟體和“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內的利益相關者日益增長的政治和經濟擔憂。“一帶一路”理性化的規劃和建設思路，可能適度規避中國海外利益的政治和經濟風險。本文還對如何聚焦更高優先級的戰略性區域、政府主導下的戰略與戰術行動、對發展中國家適度保護主義的理解和寬容、技術進步將帶來南北發展差距的拉大，以及中美地緣技術競爭與合作等“一帶一路”中觀規劃和建設中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展開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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