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明朝對運河的疏浚，明清時代的濟寧成為運河邊的一座經濟城鎮。 在此交通位置下，濟寧的夜市經濟不斷繁榮，對城市經濟、農村經濟、外商入濟與城市發展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明朝統治階層也注重濟寧的優勢經濟和政治中心地位，大力支持和引導夜市經濟的發展，最終成就了明清時期濟寧地區夜市經濟的繁盛。
【關鍵詞】 夜市經濟; 濟寧; 運河; 明清時期
夜市，區別于“日市”，是指黃昏后到黎明前從事交易活動的買賣之所。 政府對市場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壯大，夜市應運而生。 它不斷沖擊舊有的自然經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發達城市的衍生物。 明清時期隨著運河的廣泛利用，處于運河沿運地區的濟寧在其影響下，經濟迅速發展，商稅收入提高，出現了許多夜市，夜市經濟呈現出繁榮景象。
一、濟寧的修建與運河的開鑿
濟寧在歷史上稱為任城、濟州。 “濟寧之得名自元世祖至元八年改濟寧府始，以其先五代時屬濟寧耳。 ”[1]元至元十六年，濟寧府升為濟寧路。 與此同時，文天祥兵敗被俘，路過濟寧時留下詩句“百草盡枯死，黃花自秋色”“路上無人行，煙火渺蕭瑟”[2]。 此時濟寧偏僻荒蕪。 后來元帝為發展漕運開挖濟州河，先后以河海聯運與河路聯運兩種途徑向大都運送漕糧，位于濟州河要沖的濟寧變成北上河運的必經之地，濟寧的發展之路從此開始。 會通河開挖以后，濟寧成為兵家必爭的戰略重地。
明朝時，皇帝下令疏浚大運河，罷黜海運漕糧，全由運河運輸，不斷減少漕運船只順載貨物的限制，濟寧地區的經濟迅速恢復。 明太祖下令“開墾成熟者，聽以為業”“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全家還發北外充軍”[3]。 此外，明政府還蠲除了山東一些特殊年份的秋糧，這使得濟寧的山東經濟中心地位不斷恢復。 明永樂年間會通河暢通后，“南控徐沛，北接汶泗”，成為南北漕糧與商品運輸的重要碼頭，濟寧迎來了它的興盛與繁榮。
入清后，康熙五十八年，出入濟寧的人口“車者、舟者、負者、租者，日不下千萬計”[4]。 乾隆、嘉慶年間大批商人購買各地的貨物沿運河至濟寧。 濟寧“為山東河南河道總督駐地，政治地位的上升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城市的發展”[5]。
二、明清時期濟寧夜市經濟概況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并不斷成長，夜市呈現出特殊的特點。 經學者研究，“除都城外，明清夜市涉及其他府州城市24個(含臨清與濟寧)，占總量的18.8%”“明清夜市突出表現之一為府州級城市夜市更為發達; 多仰仗運河等水陸交通便利，匯集四面八方各色人等，社會各階層也置身其中; 夜市形態成熟、規模大、知名度與美譽度高。 ”[6]
濟寧的街巷名稱也是當時時代與經濟的見證。 濟寧舊城外的商業和貿易區反映了濟寧夜市的繁榮，如：雞市口大街、布市口大街等。 相同行業的商鋪集中經營，形成了行業集聚分區經營的特殊格局，這正是夜市經濟發展的表現。
濟寧通過運河集聚了大量南方的原木、竹料，兩廣地區和浙江的紅糖、白糖，景德鎮的精美瓷器，江浙地區的大量綢緞等，為其夜市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貨物支持，濟寧的百姓可以在夜市購買到各地的貨物，在一定程度上對夜市經濟的增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時的人們描繪濟寧的繁忙景象時曾說：“四方往來，皇華旌節之送迎無虛日; 南船北馬，百貨萃聚，繁華之習浸淫鄉里。 ”[7]
夜市中也有許多手工業產品，其大多來自家庭或者小作坊，比如榨油、木器甚至一些鐵制品或銅制品等。 相關研究發現“這些手工業也都集中在南關，規模都不大，都是小本經營，而且生產與銷售合二為一，經營十分靈活”[8]72。
三、影響試析
(一)對城市經濟
濟寧夜市經濟蓬勃發展吸引了大批的小商品生產者，濟寧的商品交流呈現出頻繁和活躍的繁榮局面。 除此，“在城四鄉還設有九個定期集市進行城鄉商品的交換”[9]。 這種大規模的商品交換促進了城市經濟的蓬勃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二)對農村經濟
在夜市經濟的影響下，周圍農村也開始廣泛種植各種經濟農作物來獲取利益。 由于濟寧的地理位置，棉花的種植廣泛傳播，培植技術不斷提高。 “嘉靖以后，‘河西之鄉紡織之’，大興紡紗織布; 南邊的滕縣‘婦女輯布，夜紡車之聲比屋相聞’; 西邊的定陶縣‘所產棉布為佳，他邑皆轉鬻之。 ’”[8]71濟寧城中，開辟了專門的街巷用于買賣棉花與棉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經濟形態。
各種經濟作物中，煙草的栽種收益最為明顯。 乾隆《濟寧直隸州志》中所記：“若淡巴姑之為物，始于明季，本產遐方，今則遍天下，而濟州之產用于諸郡，齊民趨利若鶩無異”道光年間包世臣說：“濟寧出產以煙葉為大宗，業此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銀二百萬兩。 ”[9]“若淡巴姑”即為煙草英文的英譯，從其煙草行業的收入中看出，在夜市經濟的刺激下，濟寧農村的煙草業不斷發展，已經形成相當大的規模。
(三)對外商
明清時期，大量外商看到了濟寧夜市經濟的商機。 他們在濟寧地區集聚建立商業會館從事經濟活動，成為山東南部地區重要的貿易中心，并且帶動了船行、車行等貨物運輸服務產業的發展。 “閩廣吳越之商持資貿易，鱗萃而猬集”[10]，說明各地外商匯聚濟寧的局面，其中包括了徽商、蘇浙、閩廣等各地商人。 其中，康熙年間蘇州船戶戴氏來到濟寧經營商業，開創了“姑蘇戴玉堂”醬菜，不斷發展成為大字號。 外商的大量涌入帶動了濟寧地區的經濟繁榮。
(四)對城市規模
濟寧的夜市經濟發展加之作為重要的交通和經濟中心地位，入清之后，上升為直隸州，成為山東河南河道總督駐地。 因商業的繁榮，濟寧的城市區域繼續擴大，道光年間“城內新增街衢62條，城外新增140條; 城內開設有各種商業街衢”[5]。 反映出濟寧在夜市經濟的帶動下促進了城市規模的發展。
四、國家政策對濟寧夜市經濟的影響機制
封建統治階層基于不同程度的利益，對此時的濟寧夜市經濟采取積極的扶持與引導作用，對夜市經濟具有較強的形塑作用，與盛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存在明顯的差異。
對于濟寧漕運，政府為了減輕民眾負擔，允許夾帶貨品進行漕運。 洪武年間“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己物，以資私用，今后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礙”[11]。 成化、萬歷年間，對其夾帶的最高數額不斷放寬。 清代建立，“雍正七年規定漕船帶貨于舊額六十石外，夾帶四十石，八年又規定漕船頭舵工人每人準帶土特產三石”[11]。 道光朝上限極高。 這一政策給予了濟寧空前的發展機會，促進了濟寧的整體經濟發展，并且為夜市經濟提供了大量的貨物物品支持。
明永樂年間運河通航后，濟寧城外運河南岸與東岸成為經濟的繁榮之地，具有明顯的商業區性質，政府為了保護經濟貿易，在該區域外修筑城墻，將其納入城市范圍。 朱由校在位時，修建外廓，使濟寧兼具政治與經濟重心的作用，輻射了周圍數縣，帶動了夜市經濟的繁榮發展。
濟寧地方官也制定相關政策扶持夜市經濟增長。 明代時，曾為濟寧地區腳行與腳夫定立“額價”，間接促進了貨物運輸的繁榮，為夜市經濟的發展提供便利。 清朝建立后，康熙年間濟寧知州吳檉“本境土產之物皆不得征”“至于小車腳驢馱載負販者，雖亦外來，而貨物無多，資本有限……一概嚴為禁止，不許濫征”[12]。 地方政府頒布行政法令對與夜市經濟相關的貨物課稅、運輸等都做出了相應的規定，為夜市經濟提供了便利。
綜上所述，當夜市現象在一定規模內逐漸正規化、模式化的時候，它將成為一種新的特殊經濟形式——夜市經濟。 縱觀整個古代社會，夜市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為夜市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溫床; 濟寧地區加之運河的蓬勃發展，為夜市經濟的發展助力; 明清統治階級的積極政策也對濟寧地區的夜市經濟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也對現今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夜市經濟，將其作為促進就業、保障民生的舉措的大背景下，我們究竟如何保障夜市經濟的良性發展，提供了借鑒與啟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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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安作璋.山東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8.
[6]王茂華,張金花.明清城市與市鎮夜市探析[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01):17.
[7]孫祚民.山東通史上[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439.
[8][12]王弢.元明清時期運河經濟下的城市——濟寧[J].菏澤學院學報,2005,(04):72.
[9]魏夢太.試論明清時期山東運河沿岸城市經濟[J].濟寧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4,(02):11.
[10][11]張慶正.明清之際的運河與濟寧[J].西安社會科學,2010,28(03):92.
作者簡介：于騰，男，山東威海人，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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