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次 摘 要：商洛花鼓現代戲《瘋娘》是一部表現母愛主題的悲劇。劇中講述了瘋女流落桃花村,與殘障青年長順結合生下柱兒,經歷了拋棄和回歸,最后為給兒子摘取野山桃墜落千丈崖而殞命。這使得瘋娘的命運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本文從個體生存命運的悲苦,社會悲劇的根源 --> 摘 要：商洛花鼓現代戲《瘋娘》是一部表現母愛主題的悲劇。劇中講述了瘋女流落桃花村,與殘障青年長順結合生下柱兒,經歷了拋棄和回歸,最后為給兒子摘取野山桃墜落千丈崖而殞命。這使得瘋娘的命運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本文從個體生存命運的悲苦,社會悲劇的根源來闡釋《瘋娘》的悲劇意蘊,展現了戲曲藝術價值與精神內涵。 關鍵詞：瘋娘; 生存之悲; 社會根源; 戲曲藝術反映了人類不斷渴求認識自我的本能,即通過創設一種假定的舞臺情境來反觀自身、解讀自身、提升自身。偉大的戲曲作品都是取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思想表達外化，這與作家的思想感悟和對人與社會關系的認識息息相關，一個真正的作家敢于為這個世界發聲，他所創作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詮釋，反映出社會最本質的問題和人與自身及外界的矛盾關系。商洛花鼓戲《瘋娘》自演出以來，反響強烈，好評如潮。瘋娘之死，既是她個體瘋癲所導致的命運悲劇，也是中國特定歷史文化所導致的社會悲劇。 一、瘋娘生存命運的悲苦 波伏娃說：“世界在女人看來不像海德格爾所定義的那樣，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的之間的‘工具總體’；相反，它要進行頑強抵抗，難以制服；它受命運支配，充滿神秘的反復無常。”[1]女性的生存情態雖然表面安于現狀，但內心一直在負隅頑抗，她們在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同時，又對自由的愿望永遠超前于現實的存在，而掙脫命運的束縛，需要艱辛的努力，更要為獲取自由付出沉重的代價。女性就在此磨難中動心忍性，倔強成長，經歷一次次心理和情感的洗禮，最終完成了生命的歷程。然而，生存與生活所呈現的生命情態都是一場場煉獄般的修行，這個過程就意味著人與自我的悲劇矛盾。因為人的自我并不是一個完整的綜合體，多重矛盾構成了人的本質。人既是一種個體存在，又是一種社會存在；既是一種生理存在，又是一種文化存藉；既是一種共時存在，又是一種歷時存在，因而人的自我內在充溢著各種對立和沖突。《瘋娘》這部戲，瘋娘從出生到死亡整個過程都面臨著自我的悲劇性矛盾，她瘋瘋癲癲、癡癡傻傻地茍活在世間，被拋棄、欺負、打壓、恐嚇乃至死亡，都是不幸的命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之悲。 （一）流落之悲 流落指隨水漂流零落，形容人和物，即存在的方式是流動的，像一葉浮萍、一縷青煙，一種飄忽不定的感覺，表達著復雜的精神狀態，信仰的崩塌，精神家園的迷失，自我身份的困惑，價值觀念的失衡。王安憶在《傷心太平洋》的結尾寫道：“從地圖上看,大陸也是飄浮的島嶼……人類其實是一個漂流的群體,飄浮是永恒的命運。”[2]她認為漂泊是人類認知自己的突破，是永恒不變的、普遍存在的意識。瘋娘在鄉間儺會時流落到桃花村，她瘋瘋癲癲，衣衫襤褸，問她姓名和來自哪里及去向哪里都不知道，她在命運的安排下，頑強地活著，又顯出麻木的悲哀，如唱詞中“滾，滾，哪里來的瘋女子，快走開，我踢死你”，以及眾小孩朝瘋女身上扔雜土塊，瘋女轉身嚇退小孩子。如此蓬頭垢面，頭戴花環，被一群孩子追打的瘋娘面臨著不可改變的現實，即被家人拋棄，無依無靠的生活，不知從何來,又往何處去。正如萊蒙托夫在《哀詩》中寫道：“我獨自一人，拋開人世，與人們無緣，也不向任何人托付自己的哀傷……但我的心離他們的幸福很遠。”[3]劇中瘋娘盡顯流落、漂泊之感，盡管我們都明白漂泊、流落是永恒的,不可改變的遭際，而瘋娘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她更明白漂泊、流落是生活的常態，但像瘋娘一樣的流落者都有著頑強的毅力、積極的精神，她們會變得愈發堅強，能夠直面生活中的任何苦難。 （二）奴役之悲 “古今中外，從魯迅到卡夫卡，奴役似乎是人類的永恒處境，而奴役又總是與權力結成共生性話語”[4]，在中國的封建思想體系中，這個“權力”往往借傳統人倫觀念而建立統治關系，達到對人自由的限制和束縛，奴役身份之卑，備受壓迫，沒有人生自由與社會地位。瘋娘瘋瘋癲癲，穿得破破爛爛，瘋是擺脫不了的身份，精神上同樣承受著重負與壓迫，以至于被小孩嘲笑、被人欺辱，失去理性思維，淪為行尸走肉的工具一般。她做了很多單身漢的媳婦，在生下孩子后，依然擺脫不了被家人攆走的悲劇，包括遇到長順之后，也未能改變這種現狀。如瘋娘的一段唱詞，“她抱著牛牛娃，心里樂開花，沒牙的嘴左親右親我的娃，白天她抱著，晚上她摟著，就像老母雞護著雞娃，兒啊！你知不知道，我才是你的親媽媽”，瘋女雖瘋，但愛子卻是天性使然，想給兒子喂口奶都不行，長順娘擔心她把瘋病傳染給孩子，又怕她瘋癲給孩子帶來傷害，屢屢阻撓，僅是把瘋女當作生孩子的工具，嫁給長順也是受長順娘權勢的控制，沒有自由可言。哈耶克認為“一個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斷意志的強制，這種狀態常常被看作‘個人的’或‘人身的’自由”[5]，自由是每個人追求的理想狀態，通往自由的道路曲折坎坷，瘋娘原本是弱勢群體，沒有親情可言，更沒有自由可選，就連做母親的權利都被剝奪，這不僅是肉體上的奴役，更是心理暴力的壓迫，造成嚴重的傷害，導致人很難以從痛苦中走出來，甚至終其一生都生活在心理奴役之中。 （三）遭棄之悲 拋棄是不符合道義、沒有良知的作為。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長順娘的行為，一方面是為了延續香火，可以看出她受封建思想的影響，自私自利，冷漠心狠，她利用瘋女生下孫兒，卻不懂感恩，也不顧及兒子的感受和鄰居對她的看法。她知道自己做了惡人，出于自私的想法，只擔心孫子的安危，而不顧瘋女的死活，借著給娃買圍巾的幌子將瘋女拋棄；另一方面，瘋娘大腦不正常，長順娘害怕危及孫兒的安全和聲譽，決定狠心拋棄瘋女，為孫兒排除后患，但做法有悖道德。瘋娘雖然有瘋病，但不輕易冒犯他人，有時也清醒，她被丟棄而不見婆婆，還念叨：“娘！你到哪里去了，我要回家哩！”之前被家人拋棄，不知道名字和來自哪里，惘然無知，無牽無掛。但這一次被拋棄，心境不同以往，她有了回家的訴求，有了清醒的意識，還想著可憐的兒子還有給她溫暖的男人，“看見了、看見了，柱兒對娘笑，柱兒長大了，柱兒是娘身上的肉，是娘心中的寶，天大地大你有多大？大路小路你有萬千條，天地大，攔不住；萬千條，擋不住！我找，我找，我找找找！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我的柱兒找到”，在愛的呼喚下，她堅定了回家的信念。在現實中，她好像做夢一般，又回到了原來流落的生活，在希望與絕望中起伏，承受著外界風雨的侵襲和遷徙流亡的考驗。瘋娘的形象仿佛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觸摸著現實和人性，在麻木不仁的社會中，看清了權力和真理的持有者，同樣導演以敏銳的觀察和善良的心靈感觸著人情世態，帶領觀眾走進瘋娘的內心世界。 （四）花落之悲 人生的眾多苦難之中，“死亡是一個比痛苦更有影響力的概念。很少有這樣的痛苦，無論其如何強烈。不會比死亡更可怕”[6]。劇中結尾眾人合唱道：“啊！天塌了，地蹦了，千尺崖下出人命了！”瘋娘為柱兒摘鮮桃，不幸失足跌落千尺崖，生命戛然而止，這是為個體生命的結束付出沉重的代價，同時也為生命的崇高埋下了伏筆。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將“挑戰”和“迎戰”歸結為人類文明的源起，其間包含著人與自然宇宙的對立，也是人與社會的對立，但人類的渺小不足以戰勝，最終擺脫不了失敗與毀滅的命運。從這部劇中女主角瘋娘的毀滅來看，死亡是我們最不愿看到和接受的，但藝術的真實，悲劇以毀滅價值來升華主題情感，是靈魂上的拯救和心靈上的寄托。所有的永恒價值都因為死亡在瞬間灰飛煙滅，它的強大不僅僅是生命的結束，而是蘊含了無窮的韻味，觸及生命最本源、最深層次的內涵，我們從死亡中感受震撼，從生命隕落的痛感中升華出崇高的快感，我們因瘋娘的悲劇命運而傷情，因死亡而傳遞恐怖的訊息，但最終被瘋娘那涓涓深切的愛子之情而感動，她那種對兒子無言的愛讓我們感受到了人類普世的情感和母愛的偉大，愛不僅僅只在正常人之間傳遞，更是世間萬物生靈緊密關聯的紐帶，而且人只有意識到“死亡”，便會窮盡一生精力去追尋永恒的話題，因此我們的心靈充盈著永恒的愛的崇高審美體驗。 二、作家的經歷 黑格爾提到“獨創性是和真正的客觀性統一的，它把藝術表現里的主體和對象兩方面融會在一起，使得這兩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對立”[7]。作家在選擇題材和人物塑造方面，有自己的影子并內化成理想的對象。 《瘋娘》是根據作家王恒績同名小說改編的一部戲，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貧窮，經濟落后，苦難是必須經歷的考驗，一系列的遭遇為后來的寫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該劇也是根據真實的故事而創作。不知身份，到處流浪的瘋女，做過幾個光棍的媳婦，生下兒子后就被人家攆走，在一次摘野桃中不幸死亡。作者以最大的敬意向讀者與觀眾訴說，清晰而起伏的文字間飽含著深情。瘋娘不斷超越不幸的命運和爭取自由的精神，都于社會現實與人物內心層面發掘問題，尋找答案。作者面對社會在不斷思考，通過這部作品表達出對人性真情和社會良知的呼喚，這樣安排人物命運，不僅是作品的真實，更是現實的再現擴大，在用毀滅來呼喚人性和這個社會，用戲曲錯綜復雜的方式去表達生活中的各種情感，所以李漁說，戲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命之中，何所不有”[8]。 這部戲中瘋娘的不幸遭遇直至死亡都是以犧牲自己去推動社會的發展和思想的解放，這個過程需要付出代價，不僅是加諸人物自身的一系列悲慘遭際，更是作家隨人物命運起伏而追尋的內在主題。作家在創作中，需要同自己的內心對話、抗爭，最后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整個文學創作與作家的經歷密切相關，但不是一一對應的，而是有多棱鏡、多層面的曲折反應關系。 三、社會悲劇的根源 社會是人物交互作用的產物，是人類為征服自然、協調關系的一種組織方式。社會是由每個個體的人組成的，社會是人的社會，人與社會的關系本應是和諧一致的。但個體的欲望、需要和理想往往會超出社會現實提供的可能，個體是一種易動的變量，而社會則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常量；個體是一種狂放不羈的想象界，而社會則是一種井然有序的象征界；個體代表著一種自由宣泄的酒神精神，而社會則體現著一種必然性限制的日神精神。因而，個體經常與社會產生沖突、矛盾和對立，發展到極端，往往就是強大的社會力量大過于渺小的個體，個體被忽視、輕蔑、碾壓乃至毀滅，這便造成了悲劇。 （一）封建思想的囚籠 中國封建社會長達三千余年，封建意識已滲入骨髓。不能徹底地清除腐朽的封建意識，人就不能認識到自身的價值，人的個性就不能得以真正的解放和彰顯，真、善、美就會被扼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成為道德體系的主要構成內容，貫穿著整個社會生活，催生出愚昧狹隘、封閉保守的思想，自私貪婪、冷漠無情的腐朽文化，集中體現了個人的意志和權力，不斷強化封建思想觀念，限制文明新生事物的發展。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中國農村仍然存在著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而延續香火便是老一輩們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長順他娘完全為了繁衍后代，需要有子孫繼承家業，所以瘋娘和長順的結婚，也是沒有選擇性的命運，以及長順對瘋娘也沒有絕對的權力和自由，都要聽從母親的安排，缺乏主見。封建社會家長制嚴重制約了文明的發展，長順在這種封建思想中也不例外，全憑母親做主，面對母親對瘋娘的態度表現出無力的反抗，直到瘋娘被騙走后才面露無奈去尋找。從瘋娘生孩子前后的對比，最后為了孩子的健康而被騙走，這一切都是長順娘為了孫兒的將來，為了這個家業的繼承著想，卻從不顧及其他人的感受。長順娘思想狹隘，冷漠自私，缺乏人性起碼的關懷，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把瘋娘當作傳宗接代的工具一般，在她的意識中沒有人性化地看待瘋娘的存在，瘋娘最終被拋棄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更是封建思想下的犧牲品，讓一個深受封建思想囚籠禁錮的人去主導兩個人的命運，這本身就是一種時代悲劇。 （二）鄰里環境的悲涼 人是以一種群居性動物而展開活動的，人類自誕生就共享著同一個世界，有自己的情感和對外交流的生理訴求。因此，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利益，有自己的一套人生法則、生活習性、理解方式和處事行為，所以人與人之間盡管看似有著許多共同點，但也有個體思維和周遭環境的差異和矛盾，這種差異和矛盾有時是出于本性，如自私貪婪；有些是在成長中的習性養成差異，如冷漠與熱情；有的是在社會的發展中孕育而生，如利益和權力。當這些矛盾無法解決、控制時，就會發展為悲劇性沖突。這種沖突存在于不同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中的人與人之間，甚至存在于家庭成員和親朋好友之間。 瘋女一開始就被家人拋棄，說明當時中國農村社會還處于貧窮落后狀態，為了生存而不管不顧瘋女的死活。當瘋女來到桃花村時被孩子們又打又嘲笑時，大嬸也跟著嘲笑，“昨晚跟豬一起搶食吃”，大家也一起跟著笑，表面看似嘻嘻哈哈的鬧劇,認真品味卻是鄰里之間的譏諷。范屠夫說：“瘋媳婦生娃那是不可能的，生下的娃也是個腦癱殘疾。”話中盡是對瘋娘的蔑視和嘲諷。柱子被人欺負，卻沒有人安慰和解，瘋娘愛子心切挺身而出，直至鄰居上門討債，“瘋婆娘，你個狼不吃的，還活著回來了，剛一進村打我兒子，不給你厲害，咱們村子不得安寧，我打死你個瞎東西”，可以看出當時鄰里關系錯綜復雜，人情冷漠悲涼。小小的桃花村更是中國廣大農村的寫照，鄰里之間看似和諧團結，風平浪靜，一旦損害自身利益，便翻臉不認人，唯利是圖，缺少悲憫情懷和人性關照。瘋娘生存在這種環境中，不僅是個體的悲哀，也是當時社會生態環境下的悲劇。 四、結語 瘋娘是苦難與情感的綜合體，從她身上不僅看到社會規范與封建思想造成的悲劇，更有自由遭受壓抑、生命無法舒展的悲劇。社會的落后、思想的麻木、人情的冷漠，羈絆著自由的表達和愛的傳輸，作為個體，死亡是必然的結局。但瘋娘的舉動，爭取自我生存的價值，在逼仄的社會中、歷史狹小的空間里尋求解脫與探索活著的意義，諸如人性的考驗、使命的呼喚、愛的表達等，這一切在母愛的觀照下，顯得渺小而卑微！ 參考文獻 [1][法]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2011:442. [2]王安憶.傷心太平洋[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128. [3]季明舉.漂泊的詩魂——萊蒙托夫詩歌宇宙觀探析[J].北京第二外國語院學報,2009(12):44. [4]吳曉莉.在奴役中自在游戲——關于王小波《紅拂夜奔》的解讀之一種[J].名作欣賞,2013(30):20. [5][英]哈耶克.自由憲章[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28. [6][英]伯克.崇高與美——伯克美學論文選[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社,1990:36. [7][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63. [8]李漁.閑情偶寄全鑒[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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