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2020年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形勢進行初步分析，同時揭示當前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存在占全國比重逐年下降，出口企業生產規模小、利潤低，品牌培育不快、產品附加值低，成本優勢弱化、產能轉移外遷壓力大等四個問題。通過借鑒部分省份在智能化制造、產業集群建設方面的經驗，提出促進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廣東省;紡織服裝;出口;高質量發展
廣東是全國重要的服裝和紡織紗線(以下簡稱紡織服裝)生產和出口基地，近年來，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遭受國內制造成本持續上升，東南亞國家爭奪市場、中美經貿摩擦、貿易壁壘增多、匯率波動等因素影響，發展壓力較大。2020年，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經歷了從年初“愁復工”“愁訂單”到第三季度開始“訂單火爆”的狀態，跌宕起伏。
紡織論文范例：光伏發電站在紡織企業的應用
一、2020年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情況
2020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國外市場對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出口需求大增，帶動廣東紡織服裝出口3415.8億元，增長23.8%，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7.9%，占全國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的比重提升至16.9%。廣東紡織服裝出口相比于過去出現了較明顯的結構變化，主要特點如下：
(一)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增速出現分化
2020年年初，國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導致國際市場訂單被延遲或取消，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受到重挫，出口增速大幅下降，1-2月紡織服裝產品出口下降15.5%。
但從3月開始，紡織品出口與服裝出口增速出現分化，受口罩等防疫物資出口大幅增長帶動，紡織品出口當月增速率先轉正，累計增速自4月份亦由負轉正。而服裝出口在4、5月仍大幅下降，單月下降幅度大于40%，由于疫情導致缺口較大，盡管下半年印度訂單回流，8月服裝出口單月增速轉正，但下半年訂單回暖仍未能彌補前期的缺口，全年增速仍下降11.6%。
(二)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結構出現分化從產品結構上看，長期以來，在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結構中，紡織品出口占比在30%以下，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非常規品類產品口罩出口激增，紡織品出口大幅增長，推動紡織服裝行業整體出口增長，紡織品出口額占比首次超過服裝出口額占比，達到50.8%。從市場結構看，廣東紡織服裝產品約六成出口至美國、香港、歐盟、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其中紡織品約五成出口至東盟和香港;服裝則約五成出口至美國、歐盟和香港。2020年，受海外疫情蔓延以及各國防疫力度差異的影響，出口市場結構同樣發生比較大的變化，疫情較為嚴重的歐美等傳統發達國家，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增長相對加快。
(三)以新業態方式出口比重增加今年廣東新獲批7個跨境電商綜試區、3個市場采購貿易試點，目前全省共有13個跨境電商綜試區，6個市場采購貿易試點，跨境電商和市場采購蓬勃發展。受此影響，廣東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紡織服裝產品比重逐漸降低;而以市場采購、跨境電商方式出口紡織服裝產品占比逐步提高，反映了國際市場對定制化、個性化、差異化需求的增加。雖然2020年下半年開始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市場回暖，有效彌補了疫情沖擊造成的缺口，但下半年訂單改善，棉、紗、滌綸、粘膠等短纖類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人民幣匯率連續升值，廣東紡織服裝企業出口利潤不升反降。
二、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存在的問題
2020年，由于疫情影響國外對防疫物資需求增加以及部分國家生產因疫情受阻產生的替代效應，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逆勢大增，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前，這種替代效應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形勢，如中美中歐經貿的不確定性等，將影響我省紡織服裝產品出口，且近年來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與沿海省市相比存在競爭優勢逐漸弱化的趨勢沒有改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紡織服裝出口份額占全國比重逐年下降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不但增速逐年下降，占全國比重亦逐年下降，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占全國紡織服裝出口的比重自2015年的18.4%下降至2019年的15.1%。而浙江、江蘇紡織服裝產品占全國的比重趨勢則與廣東相反，自2015年開始，占全國的比重逐年上漲;2019年，浙江、江蘇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占全國比重分別高于廣東11.1個和1.6個百分點。
(二)紡織服裝出口企業生產規模小、利潤低據艾媒統計，2020年上半年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企業數量為28276家，位居全國首位;其次是江蘇(13597家)、浙江(12292家)和山東(11211家)。但在出口規模上，浙江、江蘇紡織服裝產品出口規模遠高于廣東。從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企業數量和出口規模不匹配中可以看出，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企業數量龐大，但主要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存在生產經營的規模小、利潤低的情況。
(三)品牌培育不快、產品附加值低江浙地區的紡織服裝產業發展迅猛，利用其自身的技術、資源優勢，發展大企業集團，創造本土品牌，在國際和國內市場都獲得長足的進步，競爭力顯著增強。而廣東雖然在面料、制作工藝以及款式上擁有較高的水平，但由于廣東的紡織服裝產品出口企業品牌意識缺乏，因此廣東出口的紡織服裝產品多為貼牌加工生產，品牌建設較為薄弱，在國際貿易競爭中處于產業鏈低端。據工信部公布的重點跟蹤培育紡織服裝品牌企業名單(2020)中，廣東上榜企業僅2家，數量遠低于山東(14家、)、江蘇(13家)、浙江(8家)。
(四)成本優勢弱化，產能轉移外遷壓力大近年來，隨著廣東勞動力、土地、電價等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漲，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的成本優勢遭到削弱。同時廣東紡織服裝行業還存在招工難等問題，限制廣東紡織服裝產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導致廣東紡織服裝產業逐漸向成本相對低廉、產業配套能力逐漸增強的國內中西部地區，國外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和南亞地區轉移。隨著與東盟等自由貿易協定不斷落地，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短期內能受益于關稅降低帶來的利好，但長期來看，如果廣東紡織服裝產業仍未向高端、高附加值方向轉變，越南等東盟國家將憑借資源和價格優勢，加大在RCEP區域內部市場的占有程度，廣東紡織服裝產業向外轉移趨勢將更趨明顯。三、紡織服裝產品出口轉型升級的案例借鑒
(一)柔性化、個性化需求催生智能化制造
消費升級浪潮下，“倒逼”紡織服裝企業改變傳統的模式，轉向以消費者為導向的模式。受到疫情不確定性和外貿訂單下滑的影響，今年經銷商訂貨多是小批量、多批次、急訂單，湖北省武漢的漢正街推出“快反”①;漢正街在湖北“1+8”城市圈聚集萬余家服裝商戶，形成了集研發、設計、打版、生產、展示、銷售“六位一體”的服裝全產業鏈，通過打通全球的信息流、人流、物流、資金流，使得內外循環暢通，最大化滿足消費者“快時尚”節奏的需求。據漢正街管委會統計，漢正街服裝產業規模已突破1000億元。
山東的海思堡按照小批量、個性化、大規模生產的差異化戰略，打破了傳統外貿壁壘，走“柔性化小批量生產與個性化定制”之路，海思堡通過全球牛仔智能個性化定制的“智能+”平臺，實現顧客網上自主下單、系統自動排版、自動裁剪、MES系統驅動各作業單元進行服裝生產制造;2020年，海思堡新業務訂單量提高24倍，產品毛利率提高30%，庫存降低35%，生產效率提高28%，同時還打開了在歐美市場的銷路，與國內外多家輕奢品牌達成了合作。
(二)推動紡織服裝產業集群建設
江蘇率先以“創新型、智能化、國際化”為方向走在產業集群“智慧轉型”的前沿，江蘇的紡織服裝產業集群，既有全產業鏈縱向發展的，也有以某一行業為特色的，還有以細分專業領域小類產品為代表的;誕生了中國紡織面料名鎮—盛澤、中國休閑服名城—常熟、中國家紡名城—南通、中國毛紡小鎮—江陰新橋等一批紡織特色名鎮，以及常熟服裝城、東方絲綢市場、疊石橋家紡城等一批紡織專業市場;其中江蘇常熟服裝城立足雙循環，通過集聚品牌、設計、平臺等新業態，把小鎮打造成為以時尚創意產業為引領的現代服務業集聚區，實現上海策源、常熟轉化、省內協同、全球營銷。
四、促進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高質量發展
(一)抓貿易與產業互利雙強，堅持以產業支撐貿易、以貿易帶動產業
1.緊扣廣東培育發展“雙十”戰略性產業集群，以及借助廣東打造國內領先、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現代輕工紡織產業集群的契機，支持省內紡織服裝龍頭企業延伸產業鏈，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支持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的錯位發展道路;推動紡織服裝產業與新技術、新材料、文化、創意、時尚等融合，發展智能、健康、綠色、個性化等中高端產品，培育本土領軍企業和自主知名品牌。
2.緊扣廣東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方案，推動跨境電商、市場采購等貿易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滿足國際市場對柔性化、個性化的需求，推動紡織服裝出口產品結構升級，擺脫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對價格優勢的依賴，培育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新優勢，穩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
(二)推動紡織服裝企業智能化改造，提高品牌競爭力支持紡織服裝出口企業應用工業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推進以數字化、柔性化及系統集成化技術為核心的智能制造，從產品設計智能化、關鍵工序智能化等方面改造生產線，實現個性化定制、云制造等新型制造生產模式，同時，支持建設供應鏈協同信息化平臺，引導生產端優化生產。同時，加強紡織服裝企業商品品牌培育，鼓勵企業培育和優化自己的全球品牌，建立品牌管理體系，提升跨國供應鏈管理和全球品牌運營能力。
(三)要用足用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多雙邊自貿協定助力紡織服裝產品出口據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測算，RCEP可以分別提升“十四五”期間中國紡織服裝產品出口增速0.86個百分點，若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與全國一致，前五年預計為廣東創造30億元左右的貿易增量。要幫助企業用足用好自貿協定中關于關稅、原產地累積規則等相關優惠政策，擴大廣東紡織服裝產品出口規模;同時指導企業做好風險防范，發揮廣東紡織服裝產業的綜合優勢，抵御產業鏈供應鏈調整變化可能帶來的風險。
作者：李艷芬1，林明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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