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趨多樣化，加上商品交換法則對政治生活和價值取向的滲透，致使代幣卡在全國呈現風靡態勢，由傳統的購物券演變升級形成的電子代幣卡在許多超市和商場中流行開來。代幣卡的發展給傳統的貨幣政策操作體系、傳統的銀行信貸制度安排、金融運行安全性等方面帶來許多新的風險。在代幣卡呈現爆發式發展的同時，許多犯罪也指向了這個新興事物，尤其是盜竊代幣卡的犯罪呈多發之勢，直接威脅公私財產的安全。我國在此方面的刑法理論和刑法規范的滯后性日益彰顯，給法律實務工作帶來諸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在我國對代幣卡的定義、性質等問題尚未有公論，對代幣卡的相關研究也多是局限在經濟政治的層面上，而關于代幣卡所涉及的相關刑事法律問題，國內外仍缺乏有關的專著和學術論文。
鑒于盜竊代幣卡犯罪的有關資料較少，筆者便從兩方面把握論文的脈絡，從研究代幣卡問題的相關經濟類文獻中查閱代幣卡的定義、屬性、發展狀況等信息，另外參閱關于盜竊罪理論的刑法學書籍、文獻和司法解釋，從中汲取學習盜竊罪既、未遂認定標準的學說、量刑的考究等經驗和成果。
中山大學法律學系的學者李穎怡在其文章《關于代幣購物券的法律思考》中，對代幣卡在我國的發展狀況和代幣卡對金融安全、貨幣政策的危害進行了論述，文中把代幣購物卡定性為代幣購物憑證，將商業企業發行的代幣購物憑證分為兩類，一類是商業企業獨自發行的代幣購物券或者電子消費卡;二是商業企業借助銀行POS系統(即銀行電子結算終端系統)發行的電子消費卡。她認為無論是購物券還是電子消費卡從其格式化、一律性和持有人的不特定性等特征來說都屬于票券從其供不特定公眾使用以代替貨幣起支付和結算作用來說具有明顯的代幣流通性它們都具有代幣票券的典型屬性。
山東濱州職業技術學院的由建勛副教授在他所寫的文章《泛濫的電子代幣卡對銀行業的危害及根治對策研究》中就對代幣卡進行了較為清晰的定義，他認為代幣卡是指單位或個人非法發行、以貨幣單位標示面值、代替人民幣在一定范圍內充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用于購物或其他消費的一種購物憑證。它是國家法定貨幣之外，非法執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的一種電子貨幣代用品。文中也談及了行業監管力度在這幾年有所
緩和，主管的業內意見也沒有形成統一，因此近幾年，國家對商家發行代幣卡的做法也沒有定論，人民銀行也沒有接到任何上級的禁售通知，便造成了代幣卡禁而不止現象的發生。
仔細閱讀兩位學者的學術文章后，筆者把兩家觀點吸收借鑒后也總結出自己對于代幣卡定義的看法，筆者認為代幣卡也就是即時兌現的儲值卡，其本質是支付工具，代幣卡在結算理論上的定位是新的電子化結算體系。它是代表著一定財產性利益的代幣購物憑證，也是一種反映該財產的權利憑證。在對代幣卡的定義完成后，接下來便是把重點放在對盜竊代幣卡犯罪的探析上，主要研究的問題是盜竊代幣卡犯罪的既未遂認定、量刑、犯罪數額的計算，參看的法學文獻和資料也主要是針對上述問題。
現為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的趙秉志教授在刑法領域的研究頗有建樹，對侵犯財產犯罪的疑難問題研究相當深入。在其主編的《侵犯財產罪疑難問題司法對策》一書中，趙秉志教授對暴力型、竊取型、侵占型、挪用型和其他類型的侵犯財產罪的司法認定都作了細致的分析和論述。在竊取型侵犯財產罪的司法認定這一章中，他用了較多的篇幅論述了如何認定盜竊罪既遂與未遂，其中羅列了國內外關于這方面的大量學說和中國刑法理論上對盜竊罪既未遂認定標準的觀點，大致有以下七種觀點：
1.接觸說。認為應以盜竊行為人是否接觸到被盜財物為標準，凡實際接觸到財物的為盜竊既遂，未實際接觸到財物的為盜竊未遂。
2.轉移說。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以盜竊行為人是否已將盜竊目的物移離原在場所位置為標準，凡被盜財物已經發生了場所上的轉移，則為盜竊既遂，未移離原在場所位置的為盜竊未遂。
3.隱匿說。這種觀點認為應當以行為人是否將所盜財物藏匿起來為標準。凡己將財物藏匿起來的是盜竊既遂，未藏起來的是盜竊未遂。
4.損失說。這種學說主張應以盜竊行為是否造成公私財物為標準，盜竊行為造成公私財物損失為既遂，未造成公私財物為未遂。
5.失控說。該說認為應以公私財物所有人、占有人或保管人是否因行為人的盜竊行為喪失了對財物的占有即控制為標準。凡盜竊行為己使財物所有人、保管人或占有人實際喪失了對財物的控制的，即為盜竊既遂;而未能使被盜財物脫離所有人、保管人或占有人的實際有效控制的，為盜竊未遂。
6.控制說。該說主張應以盜竊行為人是否己經獲得對所盜財物的實際控制為標準，行為人己實際控制財物的為既遂，未實際控制財物的為未遂。
7.失控加控制說。這種觀點認為應以被盜財物是否脫離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控制，并且實際置于盜竊行為人控制之下為標準。被盜財物已脫離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控制，并且己實際置于行為人控制之下的為盜竊既遂，否則就是盜竊未遂。
而趙秉志教授認為，在解決盜竊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上，采取“失控+控制”這一學說更為科學，理由是盜竊犯的目的是非法占有財物，財物既已脫離所有人、保管人的控制而為盜竊犯所實際控制，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已實現，犯罪即告完成。另外失控+控制說反映了盜竊罪的法定內涵和盜竊既遂的法律特征，也是揚失控說和控制說之長而避二者之短。
但也有許多學者贊成控制說，如學者劉眀祥在其所著的《財產罪比較研究》一書中、蘇州大學的胡微在其碩士論文《盜竊罪相關問題研究》中以及廈門大學的莊慧娟在她的碩士論文《虛擬財產的刑法保護研究-以盜竊為視角》中也都闡述了類似的贊成理由：
第一，盜竊罪的既未遂理論應該立足與盜竊行為人，刑法規定區分既遂與未遂的總標準是犯罪得逞與否，得逞與未得逞都是相對于行為人而言的。
第二，區分盜竊罪既遂與未遂的科學標準在于盜竊罪犯罪構成要件的完備性。盜竊罪犯罪構成要件齊備的主觀標志就是行為人達到了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客觀標志就是秘密竊取的犯罪行為造成了行為人非法控制公私財物的結果。只有控制說才能滿足主觀與客觀這兩個方面的要件。
第三，即使側重于刑法對財物合法持有人權利的保護機能，側重于被害人是否喪失對財物的控制的角度，也不會與控制說沖突。
不過也有少部分學者贊同失控說，如四川大學的鄧北燕在其碩士論文《論盜竊罪既遂的標準》中提出以下理由：
第一、盜竊犯罪是對占有權的侵犯，首先是對占有權即控制權的侵犯。劃分盜竊既遂與未遂不能以盜竊犯是否獲得財物所有權為標志，而應以盜竊犯罪的受害人是否喪失了對財物的占有權即控制為標準。
第二、因為刑法以保護合法權益為目的。既遂與未遂的區分說到底是社會危害性的區別，就盜竊罪而言，其危害程度的大小不在于行為人是否控制了財物，而在于被害人
1、不記名、不掛失的貨幣代幣卡，不論能否即時兌現，均按票面數額和案發時應得的孳息、獎金或者獎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計算。2、記名的貨幣代幣卡，如果票面價值已定并能即時兌現的，按票面數額和案發時應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貨物的價值計算。如果票面價值未定，但已經兌現的，按實際兌現的財物價值計算;尚未兌現的，可作為定罪量刑的情節。3、不能即時兌現的記名代幣卡、已被銷毀、丟棄的能即時兌現的記名與不記名代幣卡，失主通過掛失、補領、補辦手續等方式避免實際損失的，票面數額不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但可作為定罪量刑的情節，對具體的量刑還要結合既遂未遂的認定。在虛擬貨幣代幣卡中，由于用戶是通過支付人民幣購買網絡的虛擬貨幣，應當以人民幣與虛擬貨幣之間相互兌換為依據，虛擬貨幣代幣卡類似不記名、不掛失的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參照司法解釋實施，做到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