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西方社會財政實踐與財政思想的發展，歐洲最早產生了公共財政理論。我國是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改革成就和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使傳統計劃經濟的統包模式向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模式轉變的財政理念。公共財政系指或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為市場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動或經濟行為，以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為口徑界定財政職能范圍，并以此構建的財政收支體系。這種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構建的收支活動模式或財政運行機制模式，在理論上被稱為“公共財政”。它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收益的共同性；二是收益的非排他性；三是收益的非競爭性。
公共財政支出是以為主體，以的事權為依據進行的一種貨幣資金的支出活動。在我國，公共財政支出涵蓋公共工程支出、公共教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社會保險支出、醫療保健支出、公共科技支出以及公共文化事業支出等范圍。公共財政支出的數額和范圍反映了介入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規模和深度，對實現職能和宏觀調控目標至關重要。
教育，是兼具公共品性和私人品性的準公共產品。由于人們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其目的性逐漸加強，也就是說教育在受益外部性方面逐漸減小，而在消費排他性方面逐漸加大，教育的這兩種屬性也呈現出一方減弱的同時，另一方逐漸加強的趨勢。這為供給教育和個人負擔教育成本提供了理論依據。從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這一公共財政本質出發，可以把公共教育分為兩類：一類是社會公共需要性教育（義務性教育），一類是非社會公共需要性教育（非義務性教育）。①社會公共性教育是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而從事的教育，這類教育不一定直接為受教育者增加收入，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也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因此應當由以社會集中的方式提供，屬于公共財政職能范圍以內的事務。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社會公共性教育會直接為受教育者及投資者增加收入，受教育者本人或其它非部門如家庭、企業等對此付費，財政不再全部承擔此類教育費用。
我國預算安排的教育支出主要有：教育基建支出；反映教育各部門所屬各類學校和教學儀器廠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基建支出；教育費附加收入用于教育的支出；政策性補貼支出中用于學生課本價格的補貼支出；支援不發達地區支出中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農村教育附加費支出；城市維護費中用于中小學校舍維修補助費；教育企業的挖潛改造資金；教育科技三項費用；各種各樣教育部門的教育事業費；各種部門事業費中用于教育和干部培訓的支出。②目前，在我國教育公共財政支出的結構比例中，對基礎教育的投入少于對非基礎教育的投入，對社會公共需要性教育負擔的費用少于對非社會公共需要性教育負擔的費用。
從宏觀層面來看，在過去的十年里，高等教育的資金類型和入學率分布在總體上保持穩定，但是經合組織公立高等教育院校同私立研究型院校相比，卻陷入了所謂的“公共危機”。主要反映在由高等教育系統擴張所帶來的公立高等教育資金不足、入學率相對下降等方面。例如，西班牙和法國，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入學率超過高等教育總入學率的10%，波蘭、美國和墨西哥為30%，日本和韓國超過了3/4。
盡管私立高等教育院校在多數經合組織體制中只占據小部分，但是這一部分正在發展中。高等教育系統的擴張，很可能導致一場公共資金的轉移。一項最具權威性的國際排名顯示，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比其公立大學擁有更多資金。耶魯大學，作為美國頂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學之一，2006-2007年的操作預算為19.6億美元，擁有11358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職員工3384名，所獲的捐贈基金有225億美元。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伯克利校園，是美國最好的公立研究型大學之一，學校在2006-2007年的財政預算為17億美元，2007年秋季的在校生有34953人，聘用的國際教職員工有2028人。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也是頂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學之一，2006-2007年間可操作預算為3.54億美元（折合歐元3.09億），擁有學生72000人，學術人員6200人。這就是說，耶魯大學學生的人均經費是伯克利校園學生的3.5倍，是維也納大學學生的35倍。此外，經合組織其他地區的公立大學資金狀況還尚不及美國，伯克利校園學生的人均經費是維也納大學學生的10倍。奧地利學生人均經費位列經合組織地區第七，但是其教育體制幾乎全部依賴于公共資金。2005年奧地利所有高等教育院校可操作預算為36億美元，共有學生244410人，教職員工29000人（2003年數據），這相當于2倍耶魯大學的資金要負擔多過20倍耶魯大學的學生和將近9倍多的教職員。③
雖然，營利性私立院校的快速發展體現出高等教育院校在公共權力中更多的自主性以及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轉變，但是，在一些經合組織中仍存在一種廣泛的共識，那就是高等教育系統的擴張已經導致了它的資金不足，尤其對那些依賴于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領域而言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資金的減少也并非意味著資金的普遍減少，同時，更多的資金的確能夠帶來更多的資源，但并不一定就暗示更好的質量或成本效率，在這一點上，高等教育資金的最佳水平不存在客觀的標準。
1995-2005年間，所有經合組織分撥高等教育院校的資金都有了實質性增長。2005年平均每個為其高等教育投入比1995年多58%。④1981-2006年間，研究型大學和學術中心已經增加了研究和發展的份額，并且其資金在2006年占據了國內總值的0.39%，1981年僅為0.28%。事實上，研究經費在那時翻了三倍。⑤然而，當考慮到入學率增加的因素時，在擴大預算方面就會更為慎重，在1995-2005年間，有六個降低預算。高等教育院校每生的預算在同一時期內平均增加了13%，自2000年開始變為11%。⑥在大多數經合組織中，院校經費來自公共財政。只有四個經合組織的院校預算中，公共資金平均占了不到50%，而在另外16個中，院校的公共資金比例超過70%。可以看到，不同的變化明顯不同：在一些，例如波蘭和葡萄牙，其經費分撥的份額明顯減少，甚至超過了25%，但是多數變化較小。需要說明的是，平均數能夠掩飾國與國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而實際的個體平均情況差別更大。 經合組織高等教育公共財政支出的多維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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