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海明威的許多小說,《橋邊的老人》這篇小說的主體部分,也由人物的對話構成。而對話的簡潔,一直是海明威小說的特色之一,也是海明威“冰山理論”在小說創作中的形象體現。對于這種簡潔對話,英國作家貝茨曾把它跟此前的經典小說家作了比較,認為在老規矩的寫作中,特別明顯的是:
角色說的話要具備作家所強調的抑揚頓挫、風味、情緒、含意。于是:“他帶著明顯表示的憤怒又重復了一遍”;“他鼓起勇氣,用憂郁的音調說”;“他猶豫不決地宣稱”;“他聲音驚恐、結巴地講”;“他夾進來說”;“他低聲笑著插了句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海明威卻把這套老規矩一掃而光”,沒有了這種種的插入語,“一切語調和情緒都隱含在”人物對話的直接描寫中,從而達到的藝術效果是,“在貌似粗硬枯燥的文風外殼下,流動著極其深沉的節奏,宛如熾熱的火山熔巖”。
不過,我們讀《橋邊的老人》時,稍稍感到驚訝的是,盡管這篇小說篇幅很短,但在“我”和老人剛開始對話時,被貝茨稱為“老規矩”的外在于對話的那種語調和情緒上的強調或解釋卻觸目盡是。比如,“他說著,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鄉,提到它,老人便高興起來,微笑了”;“他對我解釋”(而不是直接寫“他說”);“我說,并沒有完全聽懂”;“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著他滿是灰塵的黑衣服、盡是塵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鋼絲邊眼鏡,問道”等等。直到后來,當兩人的對話開始慢慢深入,才恢復了海明威慣用的人物對話直接呈現的簡潔表述(僅僅有“我說”、“他說”的交代,或者連這樣的交代也省略)。這樣,我們不得不要問,為何作者在對話開始的描寫時,一反常態,顯得比較“累贅”。這樣的“累贅”,我們該如何看待?
我認為,在人物對話描寫中,沒有對對話人的語氣、含意等作過多解釋,在人物的對話間留下一些意猶未盡的“空白”讓讀者自己來體會揣摩,固然是“冰山理論”的一種體現。但也不能把這種“空白”理解得過于機械。不寫與省略,只是表現人物藏而不露的心理世界和作品深意的一種方式。有時候,故意把某種東西寫出來,其實是在一定程度上畫出了不寫乃至不能寫的一個邊界,是通過已經寫出的一種心理世界,與尚未寫出的潛在心理世界進行對照的。《橋邊的老人》中寫兩人開始對話時的一些插入式交代和解釋,就體現了這樣的一些功能。
我們看到,所有圍繞著對話的插入式交代,都是從敘述者“我”的立場出發,是從“我”的有限視角對老人開始說的話作出的一番解釋,而老人的內心世界,因為受敘述視角的制約,其實是無從知曉的。正是這種藏而不露,使“我”與老人開始對話時的種種外在式解釋,就變得特別耐人尋味。
老人雖然與背后的撤退人群有所區別,但既然他曾經是撤退人群中的一分子,所以“我”對老人的理解,也只能是從撤退者的群體的常規中來理解。如同“我”問到老人家鄉而老人微笑時,“我”理所當然會把這理解為對家鄉的感情。不過老人的解釋卻是“那時我在看管動物”。這似乎是答非所問的一句話,既弄得‘哦”摸不著頭腦,也使“我”此前自以為是的解釋難免有誤讀之嫌。因為老人之所以微笑很可能是想到了照看的動物而不是“我”以為的“家鄉”。所以如網上流行的說課稿認為的,“提到故鄉便暫時忘記了眼前艱難兇險的處境并微笑了起來的這一細節,告訴我們他是多么愛他生活的家園”,其實是在越過“我”的主觀視角而作出的不恰當的判斷。而這一誤讀又引起了“我”進一步的心理活動和對老人的再次打量,其實還是“我”的誤讀的體現:“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這話的弦外之音是,“我”把老人說的“看管動物”理解為一種職業了。然后,從“我”眼中看到的一副鋼絲邊眼鏡,似乎成了與他可能的牧羊者之類的職業極不協調的標志。這種誤讀,這種把看管動物理解為職業的功利式誤讀,為對話的進一步展開定下了一種基調。
在圍繞老人照看動物這一話題而深入展開對話時,雖然說明對話的情緒、語調等插入語被漸漸摒棄了,但是,另一種交代方式,那種與對話不直接關聯的“我”的心理活動和對周邊環境的觀察描寫,卻不時插入對話中,使得“我”在說話時,顯得有點心不在焉。
我凝視著浮橋,眺望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尋思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著,期待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秘莫測的遭遇戰即將爆發,而老人始終坐在那里。
這里,“我”的視野并沒有專注于老人,戰事的進展、撤退人員的動向,始終是“我”所關注的。我們當然可以說,這些情況是跟老人的安危聯系在一起的。但“我”沒有專注于老人,也是事實。因為這里有“我”作為一個偵察兵的職責所在,也包括對自己個人安危的考慮等等。
與“我”沒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老人身上一樣,老人也沒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只是被動地隨著撤退的人流一起離開,而他的心思則全部在他照看的動物上,為這些動物的安危所擔憂。
老人生命的安危,似乎應該成為“我”和老人自己共同關心的交集。但這只是一種表象。在這一表象下,兩人的心理世界,顯示出一定的錯位。這種錯位,在“我”對老人的誤讀時已經開始,也并不局限在“我”和老人之間。老人在轉述一位上尉的話時說,“那個上尉叫我走,他說炮火不饒人哪。”但是老人卻并不因為自己遠離炮火就變得輕松:“可是在炮火下它們怎么辦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為要開炮了。”這樣,老人越是遠離炮火反而變得越發擔憂。他的遠離,帶給他的不僅僅是身體的疲勞,也有心靈的折磨。理解了這一點,老人作為一個特寫的人物鏡頭,出現在兩次場景中,就有了各自對照的特殊意味。
第一次是開頭一段,滾滾的撤退大軍的背景中,老人坐著不動,似乎僅僅是一個身體意義上的疲乏者,在“我”的視角中,他既凸顯于人流中,也是混同于撤退大軍中的一員。這時候,“我”對老人的理解,并沒有觸及內心。 第二次,“我”豐富的心理活動從“我凝視著浮橋”開始,用我的心理活動作背景,把老人的形象再次勾勒出來,同時暗示了一個有待填補的心理意義上的空白,進而在帶有錯位式的心靈對話中,使讀者逐漸建立起對人物形象和小說主題的基本解讀。
以往,教師解讀《橋邊的老人》這一小說文本時,形成的趨同性看法是,小說雖然寫了兩位人物,但重心還是那位待在路邊的老人。在我前面引述的網上“說課稿”中,探究小說中的主體人物,也單單把老人納入探究的對象。通過分析其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對動物的念念不忘以及不再挪動身軀等描寫,寫出了這位老人的“善良、孤獨、有愛心、厭惡戰爭和不畏懼死亡”等特征。并由此概括出一個關于小說反戰的主題。之所以在人物分析這一環節把“我”排斥在外,一方面是因為標題的明示,把讀者的注意力指向了老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說采取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我”被作為交代故事和人物的功能性因子,處在了小說的邊緣位置,讀者順著“我”的目光投向那位老人,卻把注視者“我”撇在了一邊。換言之,讀者(也包括許多教師)只是在被動地看“我”所看到的一切,只思考看到了“誰”,而由“誰”來看、怎么“看”,成為許多閱讀者視野中的一個盲點。即便有教師注意到了“我”,分析了“我”的作用,也只是把“我”的作用歸結為表現老人的一個手段。
另外,附錄于教材后面的“思考與實踐”中,就這篇小說設計的思考題是:“《橋邊的老人》中,法西斯的威脅近在咫尺,老人卻還在掛念自己照看的小動物,表現出人性的光輝。試用第三人稱或第一人稱,描寫老人的內心世界。”雖然這是從寫作實踐角度來加深理解文本的一種積極嘗試,但因為引導讀者把注意力聚焦于老人的內心世界,并闡發了這一關注的光輝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們對文本展示的人物關系有所忽視,使得對小說人物的理解顯得靜態化了。
重點應該是從“我”的角度來理解。因為作者選擇的是第一人稱。“我”是故事的敘述者,是對話的發起者,應該給以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這里“我”的“勸離”和老人的“不動”構成了相當有意味的兩極。呈現為士兵的“我要勸你走”和老人的“我知道你要勸我走,但是我要留下”的心靈對話。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在試圖勸說老人離開。末段的“對他毫無辦法”即表明了這一點;而在相應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老人求生的欲望在慢慢減退甚至消散。但文章里展現出來的人物語言(對話),其實是表層的對話,這些文字背后的深沉東西,在小說的表面是看不到的,需要師生去作深入探究,需要教師引導學生去“發現”。
這里的問題是,解析者雖然把兩人的對話定位為表層的,其中有著小說表面看不到的背后的東西。但由于其一開始就把這種對話理解為一種動作與反動作的對等式兩極,沒有意識到先于讀者的理解是由敘述者“我”對老人的一種主觀式理解。這樣,解讀者提出的心靈對話,就難以在同一層面上來客觀化,更難以讓老人的心靈世界,所謂“我知道你要勸我走,但是我要留下”直接呈現到讀者面前。據此,敘述者所說的“對他毫無辦法”一句,就不能簡單理解為勸說的無效,而是在“我”勸說不果的同時,也有著對老人心靈世界無法體貼周到的無奈。
如果說“我”開始對老人有著誤解的話,隨著對話的深入,誤解似乎慢慢得以消除時,“我”才發現,“我”與老人,是活在不同的心靈世界里的。“我”包括那位沒出場的上尉,并沒有理解老人,沒有理解他所最珍愛的東西。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戰爭罪惡,是對生命的扼殺和財產的毀滅,但是其對人的心靈寄托的剝奪,卻是常常被忽視的,也是更難加以拯救的。小說結尾寫“我”的“毫無辦法”、寫“我”把關心老人的那些心思寄托在他個人的“幸運”上,這才是構成小說特殊意義之所在。而反戰、人性的光輝之類的概括,是在更抽象層面上對許多這一類小說的概括,雖也算是符合題旨的概括,但尚不能充分揭示特定的這一篇小說的特殊意義。據此,網上廣為流傳的對這篇小說的主題概括,認為這篇小說“僅由一幅畫面、一段對話構成,以小見大地揭示出戰火紛飛的年代里人性的善良。表現出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和平的渴望”等等(其他的概括也大同小異),并沒有概括出從“我”的角度敘述的特殊意義,也沒有揭示出“我”乃至我們大家對戰爭中人們心靈世界可能被毀的無可奈何。
①②貝茨《海明威的短篇小說》,文載《海明威短篇小說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第323-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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