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識字量研究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有：識字量研究方法逐漸科學，但力度仍然不夠；識字量研究角度逐漸走向以學為本，但真正從小學兒童識字量現狀角度的研究還較少；識字量研究的概念體系逐漸形成，但尚需完善；識字量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文本材料，但仍需要其他方面的材料；研究者主要是理論工作人員，還需要實踐工作者的參與。
識字量是指識字的數量。人們對識字量的理解存在著許多明顯的不同。當說到這個學生的識字量很少時，此時，識字量指的是學生認識字的數量。當說這本教材或者教學大綱的識字量是多少時，識字量又指的是識字數量的要求或者規定。這兩種說法，經常出現在各類報刊雜志上。如果對這兩種看法不加區分，就會帶來許多問題。識字量研究的范圍很廣，研究的手段也很多，但人們對識字量研究的意義并不是太清楚，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現分述如下。
識字測試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朱作仁等人所說的字字全測法、單項抽測法、綜合抽測法和量表法四類[①]。每一類都分成幾種方法。比如字字全測法包括回憶法、聯想法、認讀法三種；單項抽測法包括測音法、測義法、測形法三種；綜合抽測法包括音義綜合測驗法、音形義綜合測驗法等。
測試只是識字量研究的一種方法。識字量研究運用比較多的方法主要有：⑴量表測量法。比如艾偉的識字測試量表、俞子夷編制的小學書法量表、孫幫正編制的書法量表等，它們也是配合識字量研究的重要工具。⑵調查統計法。如王文新的小學分級字匯研究，在華南、華東等地統計中學生作文2687篇，共得222232字，又統計《新時代》、《新中華》等國語讀本36冊，共計303941字，刪除重復字，計3799字為小學識字量[②]。⑶實驗法。如1926年，俞子夷等人在東南大學附小進行的實驗研究 ——研究小學生識字最低限度的研究。[③]
綜觀這些識字量的研究方法。量表法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許多量表的生命力并不強，沒有得到應有的推廣，就退出教學研究的舞臺。更加科學和實用的識字量表還需要努力研究編制。調查統計法，由于操作的工作量很大，也不為教師所喜愛。實驗法對技術的含量要求很高，而且也需要專業人員的指導。所以，在條件落后的地區也難得見到，更別提實行了。
雖然古代沒有專門的結構來研究學生應該認識多少字，應該認識哪些字。編寫教材經驗的成分很多。但是像秦朝李斯的《倉頡篇》，趙高編《爰歷篇》胡毋敬編《博學篇》被后人稱之為“秦三倉”和后來的“”三百千等蒙學課本，流傳較廣，既反映了古代人們長期積累的識字經驗，也體現了當時編寫者個人智慧。這些課本具有用字重復率低，覆蓋率大，易于讀誦等特點。為后來識字教學和識字量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到了近代一些留學歐美的學者對識字量進行了研究。1921年劉廷芳等人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對漢字學習作了心理學實驗研究。這些研究標志著漢字教育和研究逐漸從以教為本向以學為本轉變。之后，陳鶴琴編制了《語體文應用字匯》。王文新編制了《小學分級字匯》。
20世紀80年代以后，字頻統計被廣泛使用，1988年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的《漢字頻率統計》一書對2000萬漢字進行分析，得出所用單字5991個，而其中3000字使用頻率達到99·6%，這是當代對社會用字量的研究重大進展之一。在這次研究的基礎上，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和教委聯合公布《現代漢語常用字表》這為小學語文識字量要求提供了標準和參考依據。
陳鶴琴的研究是從民眾用字的各種語言材料中提取分析的。王文新的研究雖然立足于小學生，但也是從他們的作文中的用字量作為研究識字量的語言材料的。而后來被廣泛使用的字頻統計方法，則更多地運用于整個群體的用字情況。用這種用字量情況來研究學生的識字量也并不科學，當然也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學生的真正的識字量狀況。現在已有的常用字字表、高頻字字表、次高頻字字表大都是統計成人的常用字，還沒有把一個重要的字源——兒童口語中的常用字統計進來[④]。現在還沒有測定制作出一個適合當代兒童學習的、比較科學的、全國通用的小學語文用字表。因此從學生的識字量狀況出發，研究小學生的識字量要求和構建小學生理想的識字量是當代識字量研究的迫切任務。
隨著字頻統計方法的使用和推廣，一些與識字量相關的概念和術語紛紛出現，比如字頻、字量、字種、覆蓋率、復現率等等。表述上也逐漸完善，但仍然缺乏科學的系統的體系。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人們對漢字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地積累。識字量研究作為漢字研究的一個方向，正受到不同程度地重視。但是人們提到識字量時，有時指學生的識字的數量，有時又表示對學生識字數量的要求。字量有時指使用的字數，有時又指使用的字種數。用字量、識字量區分并不明顯，識字量要求和識字量狀況也有混淆。識字量的概念還沒有分解和細化。人們在研究識字量時，既缺乏對識字量的動態研究，也缺乏對識字量概念的系統表述。這些都說明了識字量的研究需要一個科學的系統的概念表述體系。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識字的途徑越來越多樣化了，單純的從文本中的用字量來推測識字量，研究思路就顯得的狹窄了。江蘇省南京市曾有人試圖對學生的識字途徑進行研究，研究指出了各種識字途徑在無意識字中所占的比例，但也沒有明確揭示識字途徑和識字量之間的關系。學生增加自己的識字量途徑有很多，從不同的途徑、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識字量，會使這一研究領域更加寬廣，研究的成果也就更加有說服力。
自20世紀20年代起，一批留學歐美的學者開始對識字量的研究進行，到近代的字頻統計，研究者主要是從事理論工作的學者，他們的研究為識字量的研究的科學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群體很小，且缺乏小學語文教學的實踐工作者參與，使得研究的成果很難得到普及，這不能不成為研究的一大缺陷。
科學的識字量研究必須要多方面的結合，既要尊重以往的經驗，也要重視不同思想的交流和探討，還要關注識字量的實驗研究。努力克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推動識字量研究的科學化。
[①]朱作仁 祝新華：小學語文教學心理學導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80.
[③]喻本伐 曾蓉：中國近現代教育實驗大事記（一），教育研究與實驗，【j】.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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