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以205名農村初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當前農村初中生的職業(yè)價值觀，并運用統(tǒng)計學的方法對相關數(shù)據(jù)進行處理分析，得出結論。
職業(yè)價值觀是個體依據(jù)自身和社會的需要對待職業(yè)現(xiàn)象、職業(yè)行為和工作結果的相對穩(wěn)定的一種信念或態(tài)度，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是人生價值觀的一個方面，是人生價值觀在職業(yè)問題上的反映。依據(jù)職業(yè)發(fā)展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心理學家塞普爾（super，1957）和金茲伯格（ginzberg，1951）的觀點，個體的生涯發(fā)展可劃分為成長、探索、建立、維持與衰退五個階段。初中生處在職業(yè)成長與探索階段，是職業(yè)價值觀形成的初期。處在九年制義務教育最后階段的初中生，即將面臨人生的第一次選擇，或升學或就業(yè)，他們的職業(yè)價值觀如何，有何特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變革中，其職業(yè)價值觀是否反映了時代變革的要求，都很值得研究。研究農村初中生的職業(yè)價值觀念，對于促進農村初中生在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下的健康成長，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研究對象隨機選取浙江省諸暨市牌頭鎮(zhèn)中學三個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隨機選擇205名被試作為調查對象。被試的基本情況見表1。
研究工具采用自己修編的“初中生職業(yè)價值觀問卷”為工具。該問卷共17個題項，分成四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包含3～5個題項。量表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等分方式評分。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即cronbachα系數(shù)）達到0.6767以上，說明各因子的內部一致性較好。
實施過程問卷調查于2004年10月12日進行，共發(fā)放問卷205份，并當場回收，收回有效問卷205份。為了保證測試的科學性、嚴謹性與客觀性，整個測試由筆者親自實施，采用以班級為單位集體施測的方式，使用統(tǒng)一的指導語。用spss 10.0 for windows統(tǒng)計軟件對所收集的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處理。
從表2中可以看出，各因子每題平均得分的高低順序依次為人際關系、自我發(fā)展、聲望地位、經濟報酬，說明農村初中生在選擇職業(yè)時對各個因子的重視程度不同，他們最為看重的是人際關系，其次是自我發(fā)展和聲望地位，最后是經濟報酬。各個因子上的平均得分中等偏上，總體上每題平均得分為3.74分，說明農村初中生的職業(yè)價值觀比較積極。
性別效應分析農村初中生職業(yè)價值觀在性別上的效應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分析，結果見表3。由表3可知，在職業(yè)價值觀四個因子得分上，性別效應不顯著（p>.05），但男生的平均得分除人際關系這一因子外，其余各因子都比女生高。這同國外gribbons & lohnes（1965）、elizr（1994）的研究結論相似，即男生的價值觀重“薪水報酬”，女生的價值觀重“主管溝通”與“同事相處”。
年級效應分析 對農村初中生職業(yè)價值觀在年級上進行anova分析，結果表明，在人際關系因子得分上，年級效應顯著，f（2，202）=10.382，p=.000。檢驗結果顯示：初二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初一和初三學生，顯著性分別為p=.000，p=.036。初一學生與初三學生相比差異不顯著，p=.174，即初二年級學生比初一學生和初三學生更重視人際關系。
1.在經濟報酬因子得分上，年級效應顯著，f（2，202）=3.293，p=.039。檢驗結果顯示：初一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初三學生，p=.049，p=.036。初一學生與初二學生相比差異不顯著，p=.807，初二學生與初三學生相比差異也不顯著，p=.180。初一學生比初二、初三學生更看重經濟報酬。
2.在聲望地位因子得分上，年級效應顯著，f（2，202）=6.104，p=.003。事后檢驗結果顯示：初二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初三學生，p=.003。初一學生與初二學生相比差異不顯著，p=.242，初一學生與初三學生相比差異也不顯著，p=.208。即初二學生比初一、初三學生更看重聲望地位。
3.在自我發(fā)展因子得分上，年級效應顯著，f（2，202）=3.512，p=.032。事后檢驗結果顯示：初二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初一學生，p=.032。初二學生與初三學生相比差異不顯著，p=.457，初一學生與初三學生相比差異也不顯著，p=.397。即初二學生比初一、初三學生更看重自我發(fā)展。
1.在人際關系、經濟報酬、自我發(fā)展三個因子得分上，戶籍類型效應都不顯著，方差值與顯著性分別為：f（1，203）=.006，f（1，203）=1.073，f（1，203）=1.135；p=.939，p=.301，p=.288。
2.在聲望地位因子得分上，戶籍類型效應顯著，f（1，203）= 5.723，p=.018。家住農村的學生比家住城鎮(zhèn)的學生更重視聲望地位。這與humbert（1964）、shappell（1969）的研究相類似。
3.在職業(yè)價值觀各因子得分上，父親的職業(yè)效應不顯著，方差值與顯著性分別為：f（4，200）=.144，f（4，200）=.860，f（4，200）=1.170，f（4，200）=.948；p=.966，p=.489，p=.325，p=.437。母親的職業(yè)效應也不顯著，方差值與顯著性分別為：f（4，200）=.943，f（4，200）=1.454，f（4，200）=.769，f（4，200）=.571；p=.440，p=.218，p=.546，p=.684。這與kiannane & pable（1963）、rokeach（1973）等人的研究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農村中學的學生，被試來自農村，父母親的職業(yè)基本類似，即使職業(yè)不同，相差也不大的緣故。
4.在聲望地位因子得分上，父親受教育程度效應顯著，f（3，201）=3.466，p=.017，其他三個因子得分均不顯著，方差值與顯著性分別為：f（3，201）=.499，f（3，201）=.865，f（3，201）=1.361；p=.683，p=.460，p=.256。經事后多重比較表明：在聲望地位因子得分上，父親的受教育程度為“大專或大專以上”的學生與父親受教育程度為“初中”的學生存在著顯著差異，p=.019；父親的受教育程度為“大專或大專以上”的學生與父親受教育程度為“高中或中專”的學生差異不顯著，p=.083；父親的受教育程度為“大專或大專以上”的學生與父親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以下”的學生差異不顯著，p=.485；父親的受教育程度為“高中或中專”的學生與父親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以下”的學生差異不顯著，p=.987；父親受教育程度為“初中”的學生比父親受教育程度為“大專或大專以上”的學生更看重聲望地位。被試的背景統(tǒng)計資料顯示，父親受過中專或中專以上教育的人數(shù)比母親受過中專或中專以上教育的人數(shù)要多。
6.在職業(yè)價值觀各因子得分上，家庭經濟收入效應不顯著，方差值和顯著性分別為：f（4，200）=.115，f（4，200）=.806，f（4，200）= .629，f（4，200）=.509；p=.977，p=.523，p=.643，p=.729。這同與kiannane & pable（1963）、thomas（1966）研究的結果不同。家庭作為個體社會化的重要機構，是個體賴以成長的主要場所，個體的價值觀念通常會因為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并從因而造成導致個體間價值觀念的差異。本研究的家庭經濟收入因子在職業(yè)價值觀各因子上的差異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被試家庭經濟收入相差不明顯所致，從背景統(tǒng)計資料可以看出，被試的家庭經濟收入確實沒有明顯差異。
通過對農村初中生職業(yè)價值觀的調查與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1）就整體而言，影響農村初中生職業(yè)價值觀的主要有人際關系、經濟報酬、聲望地位、自我發(fā)展四個因子，其重視程度依次為人際關系，自我發(fā)展，聲望地位，經濟報酬。（2）農村初中生的職業(yè)價值觀不存在性別差異，但有年級上的顯著差異。初二的學生比初一、初三的學生更重視人際關系；初一的學生比初二、初三的學生更看重經濟報酬；初二的學生比初一、初三的學生更看重聲望地位；初二的學生比初一、初三的學生更看重自我發(fā)展。（3）農村初中生的職業(yè)價值觀在聲望地位因子上存在戶籍類型主效應。（4）農村初中生的職業(yè)價值觀在地位因子上存在父親受教育的程度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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