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小說教學一直是高中語文課堂的重要內容，現指出目前的小說教學中存在著教學內容道德泛化、主題化、真實化等問題，并希望語文教師能吸收新的小說理論，借鑒接受美學、敘事學、語用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來改善教學現狀。
文學作品一直是中學語文教學的座上賓，它對學生語文素養的養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出：“學習鑒賞中外文學作品，具有積極的鑒賞態度，注重審美體驗，陶冶性情，涵養心靈。”小說也因而成為高中語文課堂的重要組成部分。浙江省更是選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外國小說欣賞》作為選修教材，顯示出對小說教學的重視。但小說教學中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無法引起學生的興
趣，課堂效率低下。本文試圖從現狀的分析入手來探討原因，并提出解決的辦法，即吸收新的小說理論，建構適宜的閱讀圖式。
我們的語文教學在面對一篇小說的時候，往往依據作家或小說中的人物所處的社會背景，把重心放在小說的內容和特點社會的關聯性上，努力去尋求作品里批判或歌頌的影子，從而對學生進行道德思想教育。比如，教高爾斯華綏德《品質》一文，首要的目標是：“讓學生關注底層社會狀況，了解底層的人物在特定時代所表現出的人格追求，從底層勞動者身上看到堅韌的道德力量和閃光的品格。”還有一部分教師，已經傾向于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的束縛，而去關注人類的基本境遇，讀出人性的復雜與深刻，用“愛”“美”“國民性”等詞來組織小說教學的內容目標。比如，教歐·亨利的《最后的常春藤葉》，教學目標就是讓學生品味老藝術家貝爾曼身上體現出的人性美。
關于這一點，李海林在《言語教學論》（第二版）一書中有清楚的論述，他認為：“文以載道的確是一條規律，無不載道之文，也無無文之
道……但是這是‘語文’的規律，語文的規律不一定就是‘語文課’的規律”“語文教學中學文章是為了‘言語獲得’，即通過學文章掌握運用語言表情達意的方法”。因此，道德思想教育不應該成為語文課的教學目的。
傳統的小說教學比較關注作品中的主題，是因為讀任何一篇小說，我們都不會僅僅去關心它表面上寫了些什么，而一定去在意它究竟想表達什么，這幾乎成了我們內心深處不由自主的想法。就連讀那些意識流的現代小說，我們也會在腦子里不停地思索，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寫，到底想表達什么，而很少有人從小說這種藝術作品手法本身去了解這部作品。其實，每一篇小說都有不可替代的具體些和豐富性。我們每個人在閱讀具體的小說的時候，總有自己獨特的、難以言表的體驗和感受。這種抽象化、短路化的教學，必然導致課堂的無趣和低效。教學小說的時候，首要的不是去解釋，而是讓學生學會體驗，帶著自己的人生經驗去遭遇小說里的世界，體驗小說里的人生。比如，學習博爾赫斯的《沙之書》，學生為看不懂小說的主題而不安，而無法產生閱讀的興趣，通過教師的引導，得出了“這篇小說描寫的是人們面對無限時無所適從的心理”這個結論時，閱讀也同時終止。教學的目的似乎就是解答學生這樣一個疑惑，從而得出這樣一個干巴巴的結論。這樣的教學活動，又如何會引起學生閱讀此類小說的興趣呢？
沃頓在《小說永恒價值》一文中明確指出：“小說即虛構作品，它講述好聽的故事，塑造生動的人物。”小說是虛構的，這是個常識，但是對于這一點，很多人還是缺少深入的認識和解
讀，反而把小說當做真實的生活事件來讓學生展開討論，抹殺了小說的本質特征。比如教魯迅的《祝福》一文時，有教師讓學生寫《祥林嫂小傳》，或編《祥林嫂年譜》，或展開法庭調查，查出誰是殺害祥林嫂的元兇。這些教學設計看似新穎，實際上都暗含了一個前提，就是將小說當做真實的生活事件來處理。經過這樣的學習，學生無法掌握小說虛構的本質特征。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小說教學要想走出眼前的困境，只有走教學內容除舊納新之路。語文教師要學習、吸收各種先進的小說理論，真正把握小說這種文體的特殊性。
接受美學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德國文藝學專家漢斯·羅伯特·堯斯發表的《作為向文學科學挑戰的文學史》為標志。接受美學方法論認為：任何一部作品在未經一位具體的讀者閱讀以前，其內涵、意義和審美價值都不是預先存在的；只有通過解讀，文本才能在讀者的主觀意識中作為審美客體而存在。因此，小說教學因遵循小說這一特定文體樣式的閱讀接受規律，突出學生在閱讀文本過程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小說教學的目的，并不是讓學生被動接受作者預設的或權威解讀的主題或形象，而是讓學生在積極的情感體驗中，充分地發揮想象力，體悟小說對生活、對人生的意義。
敘事學也稱敘述學，是受結構主義影響而產生的研究敘事的理論，已走過將近40年的發展歷程，可分為“經典”和“后經典”兩個派別。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開始關注敘事理論。近年來，將敘事理論運用于小說分析成了一種熱門的解讀方法，一種行之有效的創新途徑。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術論著聚焦于小說敘事結構和敘述模式，小說形式技巧的研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這也為人們欣賞小說藝術打開了一扇嶄新的大門。在小說教學的過程中，引入敘事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將為教學內容的創新提供一把鑰匙，引導學生關注小說的敘述視角、敘述者、敘述結構等方面的內容，將大大激發學生閱讀和探究的興趣。
歐·亨利的短篇小說《最后的常春藤葉》在敘事技巧上別具一格，充分體現了其短篇小說巨匠的藝術才能。在教學時，我們往往會去關注他在結尾時運用的小說情節的簡化與空白處理的技巧，引導學生去體會這種技巧所帶來的讓人回味無窮的藝術效果。實際上，小說的另一大敘事特色是兩種不同的意念指向，一種是被作家巧妙隱藏起來的正向意念，一種是被作家有意表現出來的反向意念。在小說的行文過程中，作者不遺余力去表現反向意念，極力渲染“肺炎先生”的冷酷無情，刻意描寫貝爾曼的平凡和卑微。作者的真正意圖（正向意念）卻是隱藏在這些敘述之下的貝爾曼的犧牲精神，為此，作者早已在文中多次埋下伏筆，如貝爾曼“老是說要畫一幅杰作”。這種敘事意念的雙向性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使小說的敘事意義得到充分闡釋，也體現了歐·亨利小說創作的一種獨特敘事格局。
語用學也叫語言實用學，是在本世紀70年代才真正獨立的學科，研究語言的運用及其規律。“它關注使用語言的人（包括說寫者和聽讀者）；關注語言使用中的種種有關因素，特別是語境中的作用；它也十分關注語言手段本身并使之同以上兩個方面緊密結合在一起。”最近幾年，語用學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其研究內容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同時也受到語文教學界的關注。人們發現，語用學理論將對中學語文教學內容的改革起巨大的作用。李海林在《言語教學論》（第二版）中明確提出：言語教學是一種新的語文教學觀，“語文課程的教學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語用能力，這是語文課程教學目的的唯一表達”“語文教學，從教學內容來定義，就是言語意圖教學、言語環境教學和言語風格教學”。
在《林黛玉進賈府》一文中，王熙鳳的出場可謂精彩，顯示了作者的匠心獨運。在“恭肅嚴整”的氣氛中，突然“聽到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賈母在見到王熙鳳后，“笑道：‘他是我們這里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按照語用學的理論，兩人都違反了交際過程中應當遵守的禮貌原則。這種故意違反禮貌原則后產生的意蘊是：王熙鳳甚得賈母的歡心。否則，在這個正式場合，又是第一次向小輩引見，賈母斷不可能如此嘲弄一個實際上真的很平庸又很刁潑的孫媳婦的。借助語用學原理，我們能更明晰地認識到小說的寫作技巧，從而達到舉一反三、學以致用的效果。
［4］吳冰沁，張志剛，孟祥英.走進高中語文教學現場.1版.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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