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生活，讀好書，獲新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店名，總讓讀書人感到由衷的親切。恰如楊絳寫給三聯書店的贊語：“不官不商，有書香。”這個業界以人文精神著稱的出版社，早已成為愛書人心中一個值得信賴的品牌。
三聯書店的前身是1948年合并之前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與新知書店，自1932年鄒韜奮創辦生活書店以來，已有八十年歷史。回顧三聯前傳，可謂是一部紅色出版史。領導的出版事業，在國統區正是以這三家書店為依托主體。在抗日救亡的動蕩年代，三家書店共同見證了一批革命者亦是讀書人，對自由精神的捍衛，對啟蒙大眾的執著，被譽為“革命文化的堡壘”。
三家書店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皆是先刊而后書。讀書出版社先有《讀書生活》作基礎，新知書店由《中國農村》《中國經濟情報》打前陣，《生活》周刊與生活書店的故事最為人所知。讀書出版社與新知書店創建于抗戰前夕，成立之初，就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成員也大多是人。而生活書店原無任何政黨背景，因刊布左翼文化，主張抗日救亡，后來才加入到紅色出版陣營。這與創辦人鄒韜奮的思想變化密不可分。
1917年，黃炎培和馬相伯、蔡元培等人有感于教育救國，在上海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1925年，《生活》周刊在職教社誕生。原意是辦一份指導青年職業教育的刊物，但因內容拼湊枯燥，這份雜志在1926年轉到鄒韜奮手里，已是氣息奄奄。鄒韜奮一開始就發愿要辦成一本普及性刊物，理念是“永遠立于大眾”，以生動曉暢的文字，給讀者提供有價值有興趣的材料。
創業艱難，雜志社此時僅有三人。“光桿”鄒韜奮因職教社開出的千字四毛的稿費太少，羞于向友人約稿。他只好取了六七個不同的筆名，如因公、心水、落霞、孤峰等，最初往往一人包辦全期文章。他原名鄒恩潤，“韜奮”也是為《生活》寫稿而取的筆名，爾后傳開。《生活》欄目設置力求涵蓋各色文章，言論、人物評述、海內外見聞、小說、新聞消息、讀者信箱等，應有盡有。三年之間，平易近人的風格、豐富可讀的內容，加之低廉的定價（訂閱一年僅需一元五角），讓《生活》周刊迅速風靡南北，甚至深入到邊遠的云、貴、新疆等省份。至1932年，《生活》周刊發行量已達15.5萬份，創下了當時我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
胡愈之于1931年與鄒韜奮相識，志同道合漸成親密至交。思想左傾的胡愈之對鄒韜奮影響越來越大。當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仇家恨，也推動著《生活》周刊的風格發生急劇轉變：由刻意適應市民的需要，“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抗日救國，刻不容緩，《生活》周刊逐漸發展成為全國的愛國宣傳陣地。刊物也因此更受讀者歡迎。
巨大的發行量和影響力，讓當局如芒在背。1932年，蔣介石派胡宗南找鄒韜奮談話，兩人辯論了四個多鐘頭，鄒據理力爭：“我們只擁護抗日。”胡宗南只得悻悻回說“望先生好自為之”。1932年7月，下令郵局對《生活》周刊“禁郵”。蔡元培兩次致電蔣介石解釋，均遭拒絕。蔣介石把《生活》合訂本上批評的地方都用紅筆畫了出來，說：“批評就是反對，絕對沒有商量的余地！”考慮到《生活》周刊隨時有可能被查封，鄒韜奮受胡愈之啟發，想到如果有了書店，刊物即使被封，也可以換個名繼續出版。于是1932年7月，《生活》周刊與職教社脫離隸屬關系，生活書店應運而生。
鄒韜奮倡言“好書皆備，備書皆好”，生活書店很快在上世紀30年代的書業界脫穎而出。從它成立后刊行的諸多出版物來看，基本價值取向與《生活》周刊一脈相承，為救亡而吶喊，為啟蒙而沉吟，為民主而搏擊，無不切中時代的痛癢。
1932年秋形勢惡化，鄒韜奮因上了暗殺黑名單，不得不流亡海外。1933年12月間，福建宣布成立“人民”，《生活》周刊因刊發了一篇題為《人民自己起來吧》的評論，以“言論反動、誹謗”的罪名遭禁。《生活》被封殺，生活書店還在。不到兩個月，《新生》雜志又問世了。1935年，《新生》因發表《閑話皇帝》一文觸動日本天皇“權威”，為向“友邦”表示誠意，也正好借機處置掉一貫
生活書店接著推出了《大眾生活》，很快最高單期銷量就達20多萬份，出版至16期又遭查封。后來的《永生》、《生活》、《生活星期刊》、《國民》周刊“前仆后繼”，愈挫愈勇，生生不息。生活書店出版與發行并舉，充分利用了原先《生活》周刊的發行渠道。胡愈之就感慨，此前的進步書店沒有錢，賣書要通過別人的書店，但他們有時“有充足的理由不賣你的書”，錢一下周轉不過來，出了幾本書就關門了，其實并不是被封掉了。
這一經驗也被其他兩家書店所借鑒。李公仆、柳湜等人創辦了半月刊《讀書生活》，每期銷售1萬份左右。1936年，雜志社想把《讀書生活》上的文字結集成書，讀書生活出版社(1939年更名為讀書出版社)便誕生了，由李公樸任社長。1935年的“新生事件”，讓高舉進步文化旗幟的媒體都備受壓力。《中國農村》《中國經濟情報》也面臨被迫停刊的危險。錢俊瑞、徐雪寒、華應生等刊物同人討論再三，選擇頂風而上，集資合作辦起了新知書店。
鄒韜奮1935年回國后，還是想把他爭取過來。杜月笙便曾找過鄒韜奮，說蔣介石約他到南京當面一談。鄒韜奮選擇不去。第二天戴笠仍奉命去南京火車站接他，當然接不到。天突降大雨，回來路上車子翻了，弄得戴笠泥濘狼狽不堪。鄒韜奮寫道，“在他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三年后他在重慶偶然得知，原來是“御用筆頭”陳布雷忙不過來，蔣要他做陳布雷第二。隨后1936年11月，蘇州法院便以“危害民國”罪將鄒韜奮、李公樸、沈鈞儒等七人逮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案”。鄒韜奮直到1937年7月才重獲自由。 活書店的奠基石
三家書店吸引了一大批追求進步民主的年輕人。仲秋元老人今年八十多歲，離休前是文化部副部長，至今仍清晰記得，當年19歲的他因喜歡鄒韜奮的文章，遂報考了生活書店。考試頗與眾不同，報名時要交一份自傳，談自己的情況，談理想與抱負。筆試除各崗位的專業考試外，還有關于時事的幾十道題目，比如對西班牙內戰的看法、抗戰要如何取得勝利等，接下來是面試。“幾百人報名，最后被選上的，也就是四五人。”
生活書店的民主管理，更讓仲秋元感慨良多。生活書店對內是合作社，為集體所有制，管理民主化，盈利歸全體。每個工作人員都是書店的主人。理事會是書店的最高領導機構，由全體職工大會選出，處理重大問題。書店還極其重視員工素質的培養，實行7小時工作制，外加1小時讀書時間，組織“讀書會”，自己選書，自由討論。每月還會請學者名人來給員工作報告，講文學哲學，也講時事時局。生活書店的內部刊物《店務通訊》，每周一期，公開征求對店務管理和工作的意見，所有的建議都必有反饋。“每期上都有韜奮先生自己寫的文章，和大家談職業修養，談事業管理，現在哪個出版社的負責人還會這么做？”
鄒韜奮常說，服務精神是生活書店的奠基石。書店設立了郵購科，專為讀者服務。當時國內外的讀者來信不光托買書報，甚至還有藥品、衣服、鞋子等，郵購科就盡力去做不怕麻煩。有時買的東西讓人不滿意，還要包換。到一個地方，認不得路、找不到旅館、買不到車票、有信轉交，找當地的生活書店準沒錯。生活書店的門市布置如圖書館，隨意取閱。鄒韜奮還定下規矩，不可公開斥責偷書者。這種精神當然會贏得讀者的信任和回報。生活書店打算復刊《大眾生活》時，被當局阻撓，要將事先籌得的股款退還讀者，不料許多人紛紛寫信來愿將錢款直接贈予書店，以示支持。
新中國后曾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出版家范用，14歲起便在讀書出版社工作。他的一項工作任務便是為讀者辦理郵購。他不時收到來自延安的來信，寫信人李六如，當時是的秘書長。每次來信都附有一張購書單，用毛筆寫在油光紙上，大家都認出是毛的筆跡。等到抗戰勝利后，范用又調到上海，組織上還交給他一個任務——為買報紙雜志。他回憶，“那時上海出版的報紙雜志有百來種，每種買一份，連英文的如《密勒氏評論報》也要。”買來的報紙雜志，打包托黨的貿易機構運走。1946年，他還幫延安購買過一大批字典，將市面上能夠買到的各種字典搜羅了幾百本，裝了兩麻袋。不過這批字典最后隨葉挺、博古乘坐的飛機撞到了黑茶山上，沒能
讀書出版社出的第一本書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他當時僅25歲，在雜志任，這本書是他在《讀書生活》上每期發表的哲學講話的結集。《大眾哲學》極為通俗易懂，從孫悟空與二郎神斗法說到卓別林和希特勒的小胡子，從生活瑣事談到大局，將一個個枯燥艱深的哲學命題剖析得深入淺出，并特別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大眾哲學》一面世就廣受歡迎，不到五個月內竟連續出了四版，此后更創下連出32版的奇跡。
當時流傳對青年影響最大的有一本書和一支歌。歌是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書便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許許多多青年人帶著它奔赴延安參加革命。蔣介石便說《大眾哲學》害死人！為此他曾大罵陳立夫：能寫出，我們怎么就寫不出來？給在蘇聯留學的兒子毛岸英也寄過一本。他曾去信給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囑咐他多買一些《大眾哲學》帶回延安來，供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之用。為大眾出好書，成為三家書店的共識。比如生活書店推出的“世界學術名著譯叢”、“青年自學叢書”、“抗日救亡文叢”等重量級叢書，也鼓舞和滋養了無數心靈。
三家書店還將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人士團結在其周圍。生活書店創辦的一系列雜志：《世界知識》、《太白》、《文學》，魯迅、茅盾、郁達夫、洪深、鄭振鐸、陳望道、夏衍等人，都曾為其做過或供稿。楊絳和錢鍾書寓居上海時，兩人經常下午四點后到家附近的生活書店看書，稱其為“我們這類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作家艾芙抗戰期間舉家遷徙撤退，一籌莫展之際，正是讀書出版社的接濟才渡過難關。1936年，郭大力、王亞南著手翻譯《資本論》，此前他們與國內各大書店聯系出版都被婉言謝絕。后找到了讀書出版社。艾思奇一聽，明確表示：“兩位先生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我們出版社為能做這樣的巨著，哪怕是賣床鋪門板也干！”他與經理黃洛峰商議后，從社里周轉資金中抽出2000元專款在銀行另立賬戶，每月支給郭、王每人40元作為預付稿酬。他們得以解除生活上的后顧之憂，埋首翻譯。1938年第一個《資本論》的中文全譯本問世，遂成一代經典。
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下，不要說堅持出有品格的好書，就是在夾縫中生存下來也實屬不易。由來已久。1914年12月袁世凱頒布的《出版法》，開中國現代圖書審查制度之先河。1938年日寇進攻武漢，在全國人民保衛大武漢之際，頒布了《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規定圖書報刊的原稿均須送“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審查，如通過則發給審查證，印在封底，方能發排付印。文章中還不能出現諸如“紅軍”、“邊區”等詞匯，“工人階級”要改為“工人社會集團”，“國共合作”要替換成“精誠團結”等等。全國出版界大為憤慨，在報刊上大開“天窗”以示反抗，不久又下令禁止開天窗。
“久病成良醫”。與檢查人員周旋久了，書店也積累了不少斗爭經驗。首先是“改頭換面”。比如生活書店第一本被禁的書，便是瞿秋白翻譯的《高爾基創作選集》，用的是瞿的筆名，仍被文化特務嗅出氣息，瞿秋白是著名的人，書當然不能賣。于是把書名改為《墳場》，再換一個筆名，繼續出版發行。生活書店1935年出版的《文藝日記》，選有魯迅、茅盾等著名作家極富斗爭精神的語錄，經理徐伯昕估計一次送審，勢必難過關，于是分成一小批一小批地送審，讓檢查官不經意間通過了。等到書印好后，已到讀者手中時，檢查老爺們大為驚詫也為時已晚。生活書店的“救亡文叢”里，還出版過一本《蔣委員長抗戰言論集》，“文革”中曾被挖出來作為“黑店”的憑證。實際上這本書正是由南方局后才交生活書店出版的，原因是周恩來依據的指示——利用蔣的言論壓蔣抗日。 6月，派幾個會計專家來生活書店總管理處查賬，看有否領取的津貼，無果而歸。7月，主管文化出版的劉百閔，來找鄒韜奮談判，提議生活書店可與辦的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聯合”或“合并”。遭到回絕后，又建議可由注資，派駐兩人辦公監督，只是掛個空名，并不會實際干涉生活書店的事務。鄒韜奮說，接受“監督”等于失掉店格，絕對不能接受。劉百閔只好攤牌說，“這是蔣總裁本人的主意，不能違反。”鄒韜奮回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從1939年至1941年，生活書店的56家、
三家書店一開始就有著密切的聯系，互相策應配合，結下了兄弟書店的戰友情誼。讀書、新知書店剛成立時，最初的出版物大都由生活書店總經銷。新知書店創辦時，資金短缺，徐雪寒經胡愈之找到鄒韜奮，得到生活書店撥出1000元贊助，占到啟動資金的一半。
面對的蓄意打壓，1940年，周恩來具體指示：“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三店一日不封，營業便照常進行。周恩來還找來三家書店的經理談話，要求他們去敵后開展圖書出版發行工作。三店又聯合班子先后派人到延安、太行等地設立華北書店，到蘇北設立大眾書店，到東北設立光華書店。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三家書店收到了南方局的指示：勝利在即，廣大收復區需要三店去開設分店，如果繼續分開經營，各謀發展，現有力量不足應付需要。因此三家必須聯成一體。于是三店開始分步驟走向全面聯合。1945年10月，三家在重慶的分店聯合組成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一次使用了“三聯書店”這一名稱。
1948年上海執行委員會認定三家書店“專為宣傳”，發出查封密令。當年10月，三店得知消息后緊急應變，決定同時撤退。為瞞過敵人，先陸續往香港轉移了人員物資，然后派范用到大公報預先訂了一個廣告位，等深夜十二點報紙臨開印了，才將廣告稿送過去。10月18日一早，全上海都看到大公報上并列登出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宣布停業的啟事。等特務發覺趕過去時，已是人去樓空了。
僅僅過了幾天，1948年10月26日，三家書店在香港完成了徹底的合并工作，“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宣告誕生。這實際上也是書店即將開赴解放區的誓師大會，合并完畢，三聯書店總管理處遷至北京。此前十幾年的紅色出版史中，“國內共出版‘紅色讀物’400余種”，三家“就出了200種”。三家書店共計出書2000余種，期刊70種。如此可觀的成績，來自于讀者與作者的雙重支持，也無聲折射出一個時代人心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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