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國民捐，起初肯定是民間發起的捐款，可是風潮起來后，捐還是不捐，捐多少，就未必是自愿的事了。
1912年的國民捐，發起人是南京留守、革命元勛黃興，各省都督、各軍各師轟然響應，這捐，還能是自愿的捐款嗎？
《申報》上出現強制的苗頭，是在5月10日。先是一則《少年中國黨本部提倡國民捐辦法十則》，宣布說：“本黨未輸國民捐者，本黨得將該選舉職員及被選舉為職員之權，停止三次”，“凡欲入黨者，須對本黨承認愿輸國民捐，方可入黨，否則謝絕”。
同日的副刊《自由談》上，王鈍根直接宣稱“欲集國民捐，非強迫不可，強迫之道，尤宜分別職業，斟酌輕重乎？”當然他這篇文字一如既往的滑稽諷世，說國民中捐款最多者，“宜獎以名譽總統，或任擇國中第一美女為妻，如報捐者為處女，則任擇國中第一美男為夫”。
黃興在最初提倡國民捐的通電里，基本上已算定“國民捐”是某種所得稅式的捐稅：“最富者更可以累進法行之，所得較多者，亦可仿所得稅法征之”，5月26日，再發通電，宣布“國民捐簡章”，明確規定了國民捐按資產與收入：
“除不滿五百元之動產不動產，捐額多少，聽國民自便外，其余均以累進法行之，五百元至千元為一級，納捐千分之二??”然后依次累進，至“千萬元以上，統以千分之百六十”，也就是說，500元以上的不動產，按0.2%～16%的比例收取國民捐。
除去不動產，月收入也要上捐。除應捐額度之外，“例外特捐”至百元、千元、萬元者，分別給予銅牌、銀牌、金牌的獎勵。
通電發表次日，即5月27日，《申報》的頭版評論就對之提出了質疑：“各地之捐，宜由各地方自治團體定為規制，量力輸捐，以表白其愛國之微誠，不必由行政長官代為之謀，致有類于勒捐之故事，損我共和之真相焉。”“勒捐”并不遙遠，清季民初，各地各軍，這樣的事還少嗎？共和時代，還容許這樣的故事重演嗎？
捐款，還是捐稅，涉及一個理念之爭。中華民國承認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則法定稅率之外，辦非自愿，不能逼迫民眾出一毫子，哪怕這人是貪官污吏、富商巨賈、浮浪子弟，同盟會從南洋、舊金山多次募得華僑巨資支持革命，也不是用征稅方法進行的。但在黃興等人眼里，危亡，國民有責，民國是大家的，大家都得支持，而且這支持要急！要管用！不強捐行嗎？
按說喜歡搞強制納捐，商界注重個人樂輸，但廣東卻反了過來，商人激進程度過于，“商眾之意，鑒于捐款疲玩，多數主張強制??其強制之法，有言宜行注冊費，每人須納一元，方得為民國籍者；有言按鄉計捐，責成富戶多出，以補貧民缺額者”。難怪《申報》感慨“亦可見粵省商人之愛國矣”。
江西吉安巨富周扶九，收到江西公債局的信函，勸他認捐二百萬。這個數額太大了！周扶九不想給，又不敢不給，只好跑到上海暫避，派自家總管周麗泉到南昌晉見都督李烈鈞，希望能夠斡旋出一個可以接受的數目，再讓東家回省交錢。可是省里不松口，周巨富只好一直呆在滬上，有家歸不得。周總管又去哀懇江西商會，希望商會代達下情，捐款數目“早日認定”。商會卻反過來勸周扶九“多認為要”。磨到最后，“認定五十萬之數”，由周管家在南昌繳清，“不必派員赴吉”——如果數目沒敲定，李都督是要派員去吉安強收的，難怪當初周扶九一溜煙來了上海。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一個充滿愛國心的，再加上一個充滿愛國心的商會，可以聯手制造多成功的捐款運動。可是，周扶九甘心情愿嗎？廣東商人真的那么愛國嗎？我懷疑。
《申報》6月1日議論道：這邊說國民捐宜用累進法，用所得稅法平均負擔，人人不能幸免；那邊說國民捐與尋常捐務不同，并無強迫性質，都說是國民的義務，“我不識國民于此又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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