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官府在長途押送某些特殊罪犯的時候常常使用“檻車”。本文試對這種拘束罪犯人身的運輸工具及其施行制度做一番考辨。
檻車送囚現象，據史書所載，最早出現于春秋時期，魯國曾用它拘禁管仲，送交齊人。《說苑·善說》載子路評管仲日：“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其事又見《韓詩外傳》卷七。秦漢押送犯人時，通常用繩索捆綁牽引而行，稱為“系紲”，以防止其反抗或逃走。若賈誼所言：“若夫束縛之，系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顏師古注日：“紲，謂以長繩系之也。”這種拘束方式，起源于古代對戰俘的押送，多人串聯起來則稱“累紲”或“系累”。如百里奚，“身舉五毀，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孟子·梁惠王下》日：“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漢代還有用鎖鏈束縛傳送犯人的事例，如王莽時百姓犯私鑄銅錢罪，“以鐵鎖瑯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說文解字·金部》日：“鋃，鋃鐺，瑣也。”段玉裁注：“漢以后罪人不用累紲，以鐵為連環不絕系之，謂之鋃鐺，遂制‘鎖’字。”但是轉運重要的案犯則往往使用檻車。如漢文帝時，“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征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光武帝“以梁前后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另外，檻車也用于猛獸的押運，如成帝時圍獵，“張羅罔置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穴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
關于檻車形制，流行的觀點認為其車廂四周皆為柵欄，狀似木籠。見《釋名》卷七《釋車》：“檻車，上施闌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按“檻”字初義為欄桿，如《漢書·朱云傳》日：“御史將云下，云攀殿檻，檻折。”顏師古注：“檻，軒前欄也。”另外，“檻”字還有圈禁獸畜的柵欄之義，《淮南子·主術訓》日：“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又引申為監禁，見《文選》卷42《吳季重答東阿王書》：“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
按“檻”或稱“闌檻”，其起源為木制圈欄。在原始社會，人們為了拘禁捕獲的野獸，制造了木柵構成的畜欄，即所謂“服牛乘馬，圈豹檻虎”。奴隸制出現后，人們又將戰俘關進欄圈，馴服后再行驅使。將奴隸拘押于畜欄的現象，甚至在文明社會還能看到。如《漢書·王莽傳中》言：“秦為無道……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欄)。”顏師古注：“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此外，闌檻又發展為另一種刑具“校”，亦稱“木囚”，即木籠。見《說文解字·木部》：“校，木囚也。”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具考》引王隸友《句讀》日：“囚從口，高其墻以闌罪人也。木囚者，以木作之如墻也。桎梏皆圉其手足，情事相似，故得‘校’名。”沈氏又說：“今世獄中有以木作柵，四面如墻，拘罪人其中，謂之木籠，疑即古之木囚也。”檻車就是把木籠和車輛結合起來構成的運輸工具，參見《孔叢子》卷下載孔臧《諫格虎賦》：“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置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校)，高載歸家。”
關于漢代檻車的形制，有學者提出：車廂四周并非欄桿，而是用木板封閉，這樣可使車中罪犯無法看到外面情況。見顏師古注《漢書·張耳傳》：“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李賢注《后漢書·鄧禹附騭傳》：“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沈家本不同意這種解釋，認為《釋名》的說法比較符合情理：“車上施闌檻以防罪人之逸，《釋名》說是。顏云以板四周之，與‘檻’字之義不合。”
筆者對此有個疑問：《史記》與《漢書》都記載淮南王劉長謫乘檻車自長安遷蜀，于途中絕食數日，而沿路官吏怕擔上與其交通的罪名，“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即未打開封閉的車門。直到雍縣才“啟封”，發現劉長已死，奏報朝廷。“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
從史籍記載看，春秋時檻車確是以木籠囚禁，所以車中犯人還能與引車役徒對話唱和。如《魏略》日：“昔管仲親射桓公，后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日：‘吾為汝唱，汝為和，和聲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事又見于《意林》卷二。另外，秦時上郡人王次仲多次拒絕朝廷征聘，“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隸辨》卷八引《序仙記》所載略同。雖是傳說故事，但所反映的當時檻車形制應該是真實的，與管仲所乘者相同，車廂四周為柵欄，因此大鳥能夠飛出檻外。
從史籍所載來看，漢代押送犯罪貴族的檻車出現了新的形式，既不是在車上以木籠囚禁，也并非純用木板為車廂。如《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與《漢書·爰盎傳》在提到劉長遷蜀是“檻車傳送”的同時，又分別在劉長本傳里說明用的是“輜車”：“于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于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輜車是何種形制呢?顏師古注《漢書·淮南王長傳》日：“輜，衣車也，音甾。”就是用苫布覆蓋車廂的車輛，其乘坐安全舒適，戰國秦漢時期多為貴人所用。如齊王“于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漢初英布造反時張良為呂后獻計，請求劉邦抱病領兵出征。日：“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漢章帝章和元年下詔日：“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為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耕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李賢注日：“輜蘄，有擁蔽之車也。”又引《列女傳》華孟姬謂齊孝公日：“妾聞妃后逾閾必乘安車輜蘄，下堂必從傅母保阿。” “輜車”在形制上具有以下特點：
1.車廂為黑色。“輜車”之名來源于苫布的顏色，即“緇”、黑色。《周禮·考工記》日：“鐘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人為纁，五人為鯫，七人為緇。”鄭玄注：“染者，三入而成……又復再染以黑，乃出緇矣。”黑色的衣服稱為“緇衣”，見《詩·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韓非子·說林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日：‘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據《周禮·春官·巾車》記載，周代貴族所乘車輛的車廂皆為黑色，國君和卿的車轂上有彩繪，“大夫乘墨車”，不加彩畫。這是因為車輛露天行駛，常有風雨塵沙，如果苫布為淺色則容易受到污染。
(2)可以防雨。輜車的苫布往往涂上油漆，以防雨淋，對于乘坐者比較安全。如《續漢書·輿服志上》記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耕車”。另外，由于輜車防雨防塵，又能避免日曬，也適用于載運貨物。《史記·范睢列傳》日：“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余。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于王室。”魏冉載運家財細軟的車輛就是輜車，可參見《史記·穰侯列傳》：“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余。”也是由于這個緣故，貨物又被稱為“輜重”。見《釋名》卷七(釋車)：“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宋代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24日：“輜重輦皆以載物，常在軍后。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耕，前后蔽也。蔽前后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
(3)車廂有前牖后戶。輜車的門戶在廂后，鄭玄注《周禮·春官》“良車散車”條日：“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后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賈公彥疏云：“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后開戶，故舉以說之。”孫詒讓《周禮正義》“春官·巾車”條目：“后戶者，漢時輜乍之制……凡輜車、耕車、衣車，三者制度大同而小異，故《說文·車部》耕字注云：‘輜也。’《后漢 書·梁冀傳》李注引《蒼頡篇》云：‘蘄，衣車也。’三者互釋，知其形制必大致相同。其所以異者，蓋耕車四面有衣蔽，衣車后有衣蔽而前開戶。可以啟閉，輜車則前有衣蔽，
另外，輜車車廂前有窗牖，可以打開檐板通風了望。東漢趙岐避難北海市中，孫賓碩乘車相救，“乃開車后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又為防人耳目，“閉車后戶，下前檐”。即反映了漢代輜車前牖后戶的形制。
由于輜車車廂有苫布封閉，防避風雨寒暑，乘坐者可以在其中臥睡起居，較為舒適，故在秦漢時期成為貴族富豪的身份標志之一。《通典》卷65《禮二十五·公侯大夫等車輅》注日：“按漢貴輜耕而賤軺車，魏晉貴軺車而賤輜耕。”《鹽鐵淪·散不足篇》賢良日：“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耕。中者微輿短轂，繁髦掌蹄。”《后漢書·袁紹傳》載，袁紹“既累世臺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興之抗禮，輜耕柴毅，填接街陌”。李賢注：“柴轂，賤者之車。”即把“輜耕”和“柴轂”作為貴賤兩個等級的代表。皇帝所用大型輜車稱為“韞轅車”，裝飾華美。見《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輥轅車中。”《史記集解》引徐廣日：“一作‘輜車’。”義引孟康日：“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韞轅車’也。”如淳日：“韞轅車，其形廣大，仃羽飾也。”
由此看來，秦漢時期的檻車種類不一，既有傳統的木籠囚車，如前引《水經注》所載押運王次仲的檻車，及前引漢賦所言監禁猛獸的檻車；也有名日“檻車”，實際上使用輜車押送罪犯的情況。
1.王侯。犯法或有犯罪嫌疑的諸侯王或列侯，如《漢書·張耳傳》載高帝九年趙王張敖被告發謀反，趙相貫高“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又如遷蜀的淮南王劉長。另《漢書》卷86《何武傳》載何武封汜鄉侯，元始三年王莽窮治呂寬，“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征武，武自殺”。東漢時朝廷下詔以檻車押送京師的宗室則有北海王劉威和阜陵王劉延。
2.官員。多為秩俸二千石的郡國長吏，如太守、相。例如南陽太守韓昭，“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征下獄”。靈帝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后漢書·橋玄傳》載其告發陳相羊昌罪惡，“昌坐檻車征，玄由是著名”。再如陳相師遷舉奏陳王劉寵與魏情罪至不道，“詔檻車傳送情、遷詣北寺詔獄”。
檻車押送之囚犯亦包括有罪的州刺史，見《后漢書·楊震附秉傳》：“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征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后漢書·王允傳》亦載其任刺史而被檻車所征。
3.將領。在邊郡或外地領兵征伐的將官。如漢初“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命陳平、周勃赴軍中緝拿，“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東漢黃巾起義時，盧植領兵圍張角于廣宗，受宦官誣陷，“帝怒，遂檻車征植，減死罪一等”。靈帝時派遣夏育、田晏、臧曼各將萬騎出塞，征伐鮮卑，結果大敗；“三將檻車征下獄，贖為庶人”。
4.駐外官員。漢朝派遣出使或監護少數民族藩國的官員。如宣帝時衛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出使烏孫，擊傷其狂王。“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系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東漢光和二年，護匈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呼征不和，“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征詣廷尉抵罪”。
5.叛軍的首領。如西域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率眾叛降匈奴，單于接受了王莽的重金賄賂，將他們逮捕，“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綠林赤眉起義爆發后，王莽“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東漢建武四年朱韋占率眾圍攻叛將秦豐于黎丘，“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佑檻車傳豐送洛陽，斬之”。 犯下特殊罪行的普通百姓。如《急就篇》卷四日：“攻擊劫奪檻車膠。”顏師古注：“言強盜、辜盜相與攻擊劫奪人者，吏捕得之，載以檻車，又加膠漆，取周密也。”又如王莽時禁民私鑄銅錢，重其法，“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人，郡國檻車鐵瑣，傳送長安鐘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代檻車押運的犯人身份可分三類，第一類是貴族和高級官員、將領，屬于統治階級上層。第二類是叛亂勢力首領，雖然其中有些曾是漢朝官吏，但屬于公開反叛朝廷，十惡不赦，與前類犯人情況不同。第三類是犯有特殊罪行的平民，此種情況較少見，史籍記載檻車押運較多的還是第一類犯人，即身份尊貴的王侯、長吏和將領。此類罪犯與朝廷關系密切，盡管暫時觸怒龍顏，身陷囹圄，可是天意難測，往往有人事后又獲赦免，甚至恢復官職和爵位。檻車囚入京師又被釋放者，西漢有張敖、樊噲，東漢有陸康、楊璇、盧植、王允等，其事各見《漢書》、《后漢書》本傳。按照惠帝以后的法律規定，此類罪犯被捕后可免戴刑具②；而后兩類罪犯則享受不到這種優待。檻車押送的犯人身份地位相差懸殊，與朝廷關系亦有親疏之分，因此犯罪后所受待遇和人身束縛出現很大區別。漢代這種政策差異表現在罪犯的運輸工具上，就是舊式檻車與輜車并用。看來王侯高官被捕遣送時，不必囚禁在木籠里，仍然可以乘坐與其身份等級相符的輜車，免受風雨寒暑之苦；只是沿路有人監管，車門也要加封，以防犯人逃逸或與外界交通；實際上對外徒有“檻車”之名，而無囚籠虐待之實；這反映了朝廷對統治集團內部上層犯罪者的照顧。《風俗通義·窮通篇》日：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登，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鑲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于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肴畢，日：“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于所望。到亦遇赦。
這條史料所反映的情況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韓演是受親屬牽連被徵，而非本人犯罪，尤其不是貪贓，所以朝廷在押解時給予優待，“道路聽其從容”，即沿途不必嚴加拘束。所以他路過蕭和杼秋兩縣時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吳斌害怕受其連累而將韓演關人牢獄，并戴上刑具，親自領兵護送出境。而閻符讓他住進舒適的傳舍，解脫桎梏，奉上美食。其中原因就是閻符認為韓演罪行不重，又素有聲望，應該有免罪復出的機會，故予關照，這樣做并不違反法制。
第二，韓演所乘的車輛叫做“法車”，而不稱“檻車”，這表明東漢時此類囚車的名稱有了變化。原因可能就是這種車輛已經不是舊式的木籠閃車，而是輜車，稱為“檻車”名實不符。“法車”的名稱也延續到后代，如《三國志·魏書·鐘繇傳》注引《魏略》載其自劾日：“臣請法車征詣廷尉，治繇罪。”
對某些身份極為尊貴的罪犯，甚至在押送途中連車門也不予封閉，還允許其下車活動。如東漢明帝時楚王劉英謀反，審問定為死罪，“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輜耕，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
如前所述，以木籠為廂的舊式檻車在漢代仍然保留，押送反叛首領和平民、猛獸時應是使用這種車輛。如叛軍首領既是官府死敵，又與皇帝沒有親屬故舊等裙帶關系，他們被捕后通常會被施以種種虐待，根本不會為其準備舒適的輜車。犯有重罪的平民身份低賤、數量眾多，像王莽時因私鑄銅錢傳送長安鐘官者數以萬計，朝廷既無能力、也沒有必要為他們提供輜車。
1.車內囚犯是否佩帶刑具。先秦時期的檻車傳送，犯人是用刑具拘系在車內的。如《說苑·善說》載子路說管仲：“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韓詩外傳》卷七：“管夷吾束縛，白襤車以為仲父。”《史記·齊太公世家》：“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史記正義》注引卡十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于此，因以為名也。”表明管仲在被檻車押進齊境之后才解除束縛。根據漢朝法律，官府捕獲罪犯后，在司法處理程序的不同階段，通常要用各種刑具將其束縛起來，或以繩索、桎梏，或以鉗鈦；但是對于檻車傳送的犯人，處理方法并不一致。因為自惠帝起開始頒布執行“頌系”的法令，即對部分在押囚犯(特別是官僚貴戚)免戴刑具。《漢書·惠帝紀》載惠帝即位詔書：“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系。”文中的“盜械”，即在罪犯身上加系桎梏。見該書如淳注：“盜者逃也，恐其逃亡
，故著械也。”“頌系”表示可以免受束縛，即將高爵、長吏及皇帝的故舊下屬列入優待范圍，有罪被捕也可以免受刑具拘系。這項制度延續到東漢，史籍所載檻車內被囚的貴族、官員雖然失去人身自南，但是否受到刑具束縛，還要視其罪行輕重以及朝廷指令。如謝承《后漢書》日：“楊璇字機平，平零陵賊，為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征之。仍奪其筆硯，乃嚙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自訟。詔原之。”又見《后漢書-楊璇傳》。反映出他雖然受到囚禁和監視，但仍在身邊保留簿冊等文具，并能親手書寫鳴冤奏章，轉交給親屬投遞，可見未受刑具拘束。另外，前引《風俗通義·窮通篇》載韓演被徵，“道路聽其從容”，從事閻符為其解脫桎梏一事，也是此類例證。
不過，對于犯有重罪的普通官員，或是反叛首犯，情況則又不同。他們由于罪行昭著，又與皇帝沒什么瓜葛牽連，必然會受到嚴懲。除閃于車內，其人身還要以桎梏或鎖鏈拘系，以防備逃逸。如宣帝時漢使魏和意、任昌擅自刺殺烏孫狂王未果，激起叛亂；“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系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用鐵制鎖鏈加以束縛，主要是在塞外，擔心其途中生變，逃人異國。又王莽以金寶向匈奴購求陳良、終帶等叛逃者，“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都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也是出于同樣原因。 “檻車膠致”的解釋。《史記》卷89《張耳陳余列傳》載貫高“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史記正義》注日：“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是說檻車封閉甚嚴，廂板皆用膠粘合，使車內犯人無從窺視及與外界交通。前引《急就篇》中有“攻擊劫奪檻車膠”一句，顏師古在注釋里持同樣觀點：“吏捕得之，載以檻車，又加膠漆，取周密也。檻者，車如檻形，義在幽閉，防泄露也。”但顏氏還提出了另一種說法：“膠者，謂膠罪人之目，使不得開絕變難也。”即言古代曾有“膠目”之刑，即粘閉犯人雙眼，禁止其旁視。此舉在文獻中亦有記載，如《莊子·膽篋篇》日：“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先秦時期檻車押送的一些要犯在拘束之外也要膠閉眼目。參見《說苑·雜言》：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焦氏易林》卷9日：
漢代檻車中的特殊罪犯是否也受到如此對待?史籍中未見到當時有關“膠目”的明確記載，只得存疑。筆者推測，“膠目”是上古之刑，相當野蠻；西漢文帝除肉刑之后，它很有可能與其他殘害肢體的酷刑一同被廢除了。因為據史書記載，此后官府為封閉犯人視線采取了另外的做法。如《后漢書·黨錮列傳》載，官府逮捕押送重案罪犯時，“三木囊頭，暴于階下”。李賢注日：“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即除了桎梏肢體，還用布囊套在罪犯頭上，使其不能旁顧，所起作用與“膠目”之法相同，可是手段顯然文明多了。
3.仆人侍奉。檻車囚禁的高爵厚祿者，平時四體不勤，并無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仆人服侍。在押送途中，朝廷為表示對這些特權階層的優待，允許他們的奴仆、侍卒隨行，以料理其飲食起居。這既是某種照顧，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漢高帝九年逮捕趙王張敖，檻車押送長安；“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又如東漢史弼任河東太守，得罪宦官侯覽，“檻車征。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贍護於弼”。公孫瓚“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征，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
上述記載表明，王侯官員的僚屬和門客，即具有自由身份的人是不能跟隨前往的，但是允許奴仆、侍卒隨行以“贍護”其生活。像公孫瓚不僅為主人駕御檻車，還“身執徒養”，烹飪飯食①。表明此類犯人在解運途中的待遇相當寬厚，這對于后兩類檻車押送的罪犯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4.檻車加封。孟康注《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日：“檻車有封也。”前文已述，漢代輜車在車廂前后分別設有戶牖，可供乘車者上下出入。淮南王劉長被謫罪遷蜀，所乘的“檻車”即“輜車”在途中被官府加封。見《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于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日：‘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
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日：‘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看來，這應當是起運時在車廂門窗上施加的封閉標識，其作用類似后代的封條或鉛封，以保證囚禁者不得逃逸及與外界交通，也表示封閉者盡到了責任。行至下一縣傳舍，由當地官吏檢查封記無損，再啟封開門送人飲食，起運時重新加封。前引淮南王劉長遷蜀之事，他在途中絕食，而沿路各地官員害怕受牽連，“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即拒絕開封探視、提供飯食，“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事后朝廷追究責任，“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魄侍者，皆棄市”。表明這項制度是被嚴格執行的。
不過，對于身份尊貴的第一類罪犯，檻車加封只能限制他本人在車內的活動，而無法斷絕他和外界聯系。因為隨行奴仆可以在到縣啟封后進入車內，為其服務，雙方能夠進行公開或隱秘的交流。如劉長在遷蜀途中曾與侍者對話：“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另如前引楊琁在押送期間向朝廷遞送奏章之事，看來也是通過這種途徑轉交給親屬的。
檻車傳送作為刑法制度的一項內容，在漢代已然發生明顯變化，從車輛形制到施用對象都趨于復雜，逐漸脫離了其原始狀態。押送的犯人身份地位懸殊，從皇親國戚直至平民百姓。所以，朝廷在解運過程中對其采取了不同的拘束方式，王候、長吏可以享受許多優待，如有仆人照顧生活，免受桎梏束縛之苦，就連乘坐的囚車也保留平時規格，而舊式檻車的使用則主要限定在反叛者和下層民眾。雖然押運的都是罪犯，但是待遇卻有天壤之別。上述演變反映出漢代社會矛盾的復雜化，以及儒家“親親”、“尊尊”思想在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流行。不過，犯罪的貴族、官員平日頤指氣使，此時被囚于車內，前途未卜，兇多吉少；盡管檻車押運過程中朝廷為其提供了許多照顧，但畢競與其此前的生活環境有極大反差，以致有些犯人忍受不了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常常出現以自戕來逃避的情況。或于出行之前，如“大理正檻車征(何)武，武自殺”；東平王劉云，“有詔廢徙房陵。云自殺”。或于途中，如西漢淮南王劉長，“乃不食而死”；東漢北海王劉威，“檻車征詣廷尉，道自殺”。但亦有視死如歸者，如王允被檻下征i旨廷尉，司徒楊賜與諸從事皆勸其自盡，“共流涕奉約而進之。允厲聲日：‘吾為人臣，獲罪于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就檻車”。像這樣勇于面對閃籠和刑戮的人士是不多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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