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嚴重以及“用工荒”現象的出現，勞動力無限供給帶來的人口紅利時代漸行漸遠，我國已開始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目前，出生于20世紀80、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逐漸成為經濟建設的主力軍，通過職業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產業素質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從而實現人口紅利二次開發的關鍵。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的有效開展離不開、企業及其他社會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從真正意義上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素質，充分發揮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老年人口已接近1.78億人，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十二五”時期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期，人口老齡化形勢會更加嚴峻，預計到2015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16億人，約占總人口的16.7％，依照人口年齡結構的標準，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行列，再加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適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已呈現下降趨勢，勞動力無限供給帶來的人口紅利時代漸行漸遠，我國已開始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在新的時代，靠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獲取競爭優勢從而保持經濟增長已難以為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指出，一旦人口紅利消失，初級工人薪資水平和勞動成本會成倍提高，我國吸引外資的優勢將逐漸減弱，對各行業的發展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且趨勢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
如何進一步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呢?關鍵是要提高廣大勞動者自身的素質，提高勞動率。我國要實現從制造業大國到制造業強國的轉變更是取決于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高。出生于20世紀80、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主力軍，在不久的將來必將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其在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各相關機構通過培訓、教育、引導，著力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人口紅利的二次開發，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條重要渠道。
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在生育高峰過后，總人口中少兒和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而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上升(“中間大、兩頭小”的“黃金比例”)，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相對富余的勞動力資源以支撐經濟增長的人口現象。人口紅利的主要表現為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大而撫養率較低；整個的經濟呈現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經濟發展問題的先驅威廉·劉易斯提出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論，深刻揭示了欠發達經濟增長與勞動力市場供給之間的關系。在發展中，現代化的工業與技術相對落后的傳統農業共存，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大規模地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為工業化發展提供大量的低廉的勞動力，支持了這些最初的經濟增長，產生人口紅利，并一直延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變為短缺，經濟增長方式被迫轉變為現代增長方式為止。勞動力供求關系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轉變，被稱為“劉易斯拐點”，它是剩余勞動力達到頂峰轉而開始下降的那個時點。
“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往往預示著人口紅利的漸失，這一結論已得到世界許多經濟發展實踐的印證。以我國為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農業技術日新月異，農業勞動率不斷提高，大量農村勞動力被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20世紀80年代初期進入城市的老一代農民工對工資待遇要求很低且吃苦耐勞，從而使我國經歷了一個典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增長過程。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相結合帶來豐厚的人口紅利，企業以低廉的人工成本使其產品在市場上獲取競爭優勢，我國也贏得了“世界制造工廠”的稱譽。據我國社科院調查，改革開放30年，農民工對gdp的貢獻率達21％。我國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09年度人物。《時代》周刊評價，“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時期，我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并逐步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首先要歸功于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我國農民工”。
相對于持續多年的“民工潮”，最近幾年我國許多地方出現“用工荒”，2010年用工荒在珠三角等地區更是愈演愈烈。2007年5月我國社科院發布的題為《我國就業增長與結構變化》的一份報告認為，我國正由勞動力過剩向短缺轉變，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峰值后轉而下降而出現“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正是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點，由粗放式增長轉向科學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由勞動和資本投入轉變為全面提高的率。基于此，“用工荒”或“民工荒”并非全無好處，它會倒逼經濟轉型，更緊迫地促成驅動要素的轉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盡管目前人們對于人口紅利期是否真正結束還沒有一致的看法，但“用工荒”的出現已成為一個節點，人口紅利的持續性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各界議論的焦點。如何進行人口紅利的二次開發以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成為亟待破解的難題；一個舊的勞動力時代快要結束，一個新的勞動力時代即將到來，由綜合素質低、廉價勞動力支撐的中國式經濟奇跡在未來時期將不復存在，新生代農民工在“十二五”期間或更長的發展階段對于保持經濟增長必將發揮生力軍作用。站在或區域經濟的視角來看，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可以加快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增加和區域的人力資本存量，提高效率，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與上個世紀相比，農民工群體結構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生于20世紀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迅速崛起，他們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從農村進入城市并逐漸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主力。據統計，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約1億人，占農民工群體的六成以上，成為近幾年來備受社會公眾關注的一個特殊群體。
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特征表現為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和收入期望值高、對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而工作耐受力低，普遍缺乏吃苦耐勞精神。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歷，有的初中或高中畢業便進入城市打工，有的出生并一直生活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在對農村生活的認知、成長經歷、成長環境、外出打工目的、工作態度、價值觀念、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都有很大不同。
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的新時期，技術更新換代快，新的產業結構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盡快掌握新的技術，提高綜合素質。東北師范大學教育研究所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初中未畢業的約占45％，初中畢業但沒有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約占33％，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8年，大多數尚未完成高中階段教育。我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鄭風田教授指出，我國新生代農民工接受各類技術培訓的占16.4％，無技術的占83.6％，有專業技術職稱的占2.2％，獲各種技術等級證書的占5.2％。由以上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高但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為主，較低的文化知識水平使他們無法快速有效地掌握必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無法勝任復雜的技能型和知識型工作，基本上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重體力、低報酬的行業。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外出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五大行業，同時，他們因為職業流動性很高而對每個行業、崗位的了解蜻蜓點水，每項職業技能只停留在“學徒期”的水平。可見“民工荒”實質上并非勞動力“數量荒”，而是“質量荒”、“教育荒”。因此，為適應產業升級和調整落后產能的客觀需要，要讓他們成長為擁有一技之長、綜合素質高的現代產業工人，盡快成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建設的合格的生力軍，必須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能有效提高其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提升其綜合素質，開發其潛能，實現人口紅利的二次開發，以促進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主要為了養家糊口，而更多的是為了實現個人發展和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接受新知識、新事物的能力強，但職業技能水平總體還偏低，就業能力不強，所以他們對接受職業教育的需求非常強烈。接受職業教育，不但可以提高其技能，使工作起來更加得心應手，還可以使其獲取更高的工資，提高生活水平。通過訪談發現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感覺到危機：從理論上說，在現代信息社會，知識更新速度不斷加快，原來在學校里學的知識難以趕上技術的進步；而實踐上，他們又沒有企業資深員工的技術精湛，若不繼續學習的話，自己的就業競爭力將越來越弱。
1、缺乏統一規劃，組織協調困難。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工作由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多部門共管，各部門的培訓管理自成體系，缺乏統一規劃和培訓監督機制，還沒建立起管理、培訓、指導、服務等功能協調的專門機構，導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多頭管理、盲目性、無序性突出。造成組織協調困難和教育資源的浪費。
2、各地方落實不到位。各地方正處于落實中央政策、制定和實施本地政策的初始階段，計劃性不強，工作和組織保障機制有待于進一步完善。一些地方培訓項目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職業教育落后，缺乏高水平的師資，尤其是高端技能型教育師資，缺乏對農民工職業教育后就業的跟蹤服務和反饋機制。
3、職業教育機構缺乏統一管理。目前。實施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機構很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和健全的法律法規保障，因而沒有形成完善的培訓網絡，職業教育機構難以了解用工單位對人才的規格、素質結構等方面的需求和變化，無法提高自身的培訓質量。
4、職業教育方式和手段需要改進。隨著教育部農村現代遠程教育工程的推進和普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方式和手段也需要改進，要采用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和先進的設施來對農民工進行教育培訓，否則很難滿足城鄉統籌就業的需求。
1、投入不充足。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與培訓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屬基礎建設范疇，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與培訓中應居主導地位并負主要責任。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財政還沒有形成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進行長期穩定的投入機制。新生代農民工的轉出地一般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財政非常緊張，難以提供足夠的培訓經費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受戶籍制度的制約，農村勞動力根本無法享受到轉入地舉辦的主要是針對城鎮下崗人員的免費培訓，接受職業教育的機會不平等。到2012年，將投入財政資金100億元來解決4000萬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問題，算起來平均每位農民工培訓得到投入大約為250元。這樣一是不能解決全部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問題，二是對每位新生代農民工的資金投入過少，只是杯水車薪，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可見。需加強對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投資力度，擔當起應有的主導責任。
2、企業投入不積極。我國《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建立職業培訓制度，根據本單位實際有計劃地對勞動者進行職業培訓。《就業促進法》也規定企業應當按照有關規定提取職工教育經費，對勞動者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和繼續教育培訓。雖然出臺政策規定企業要對在職人員開展職業教育，但多數企業并沒有真正履行。企業作為一個經濟組織，其行為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重使用輕培訓，企業非常看重短期可見利潤，而對長期投資及間接收益往往忽視。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培訓的投資回收期長、風險大，且農民工穩定性差，所以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投入力度非常小。不愿投入人力資源開發成本，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大多是“學徒式”的培訓。只是局限于就職前的簡單的崗位培訓，對工作技能和勞動者能力的培訓不足，更不要說進行涉及到文明禮貌、人際關系處理等的行為養成培訓和職職位向上流動的發展性培訓了。據《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調查報告——企業員工培訓現狀》顯示，我國企業在員工培訓經費的投入占銷售收入3％—5％以上的企業僅為8.7％，占銷售收入0.5％以下的企業有48.2％。
3、新生代農民工自我投資能力弱。《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工資主要在1000——1500元的范圍內，工資水平低于其所在城市的平均工資標準，再有被克扣、拖欠的部分，其收入相當微薄；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追求時尚，他們日常生活消費和開支占工資收入的44.7％。去除日常花費及補貼家用后，根本無力支付參加職業教育的費用，農民工收入水平過低，個人投入不現實，成為我國農民工培訓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主要依托于職業院校及社會上各類培訓機構實施。很多職業院校在專業設置、課程體系、授課內容等方面與企業崗位需求嚴重脫節，缺乏針對性，并且有些院校把辦各種培訓班作為創收的重要途徑，重招生輕培養，重理論講授輕實踐鍛煉，農民工參與培訓所學知識難以在實際工作崗位上發揮作用。在時間安排上，學校教育學制長且教學計劃比較固定，不能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希望靈活安排培訓時間的要求。有些部門組織的教育培訓形式化傾向較重，實際效果不明顯。
1、社會各界思想認識的統一是做好工作的關鍵一環。各相關部門要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多種傳播渠道，充分利用農村宣傳欄、發放宣傳單、設立職業教育咨詢熱線電話等形式，及時向廣大農民工群體傳達職業教育信息，宣傳中央有關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各項政策及規章制度，深刻認識對新生代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在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人口紅利二次開發中的地位和作用，為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的順利開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2、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本人的思想教育，使其認識到就業形勢的嚴峻性和就業崗位對勞動者素質和技能要求越來越高的現實，從而增強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1、改革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壁壘。讓長期在城市工作、符合條件的農民工融入城市，逐步建立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讓新生代農民工能夠享有與城鎮居民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待遇，提供配套的保障措施。
2、逐步建立免費職業教育制度。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加強農村新生代勞動力預備制的培訓”，“繼續推進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免費進程”。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具有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屬性，屬于基礎建設范疇，農村職業教育更多地表現為層面的受益性。通過農村職業教育，能夠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素質的提升和潛能的開發，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問題的解決，促進社會的穩定。中央和地方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培訓資金的投入力度，把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劃歸流入地的職教體系中，將其納入財政預算范圍，構建以投入為主，用人單位為輔、新生代農民工個人積極參與的多元化投入機制。
3、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教育培訓結業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相結合的持證上崗和就業準入制度，強化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教育的意識，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參加教育培訓的積極性。
4、整合各級各類教育培訓資源，積極扶持企業、民間培訓機構和行業協會培訓體系的成長，城鄉職業教育體系要合作與聯動，建立“以城帶鄉、城鄉互動、城鄉一體”的職業教育機制，縮小城鄉職業教育差距，逐步完善考核制度和監督機制，逐步形成不同教育主體有序分工、公平競爭的體制和政策環境。
職業院校及社會上各類教育培訓機構是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職業教育的主渠道，要堅持以企業需求為導向，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競爭力和綜合素質為目標，優化配置各種教育培訓資源，探索更為有效的教育培訓模式，科學制定教育培訓計劃。
1、職業教育內容要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對勞動者素質結構的要求。根據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教育內容的要求呈現出多樣性和個性化的特點，改變傳統的低層次的、單一性的技能培訓，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創新教育培訓內容。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適當調整文化課內容，加大實踐課比例，為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氛圍和環境。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新特征、新問題，要在傳統知識和技能培訓的基礎之上，增加心理、觀念和思維培訓，以適應社會環境變化的需要，增強培訓的實用性與針對性。職業教育的內容是一個以知識、技能與思想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職業教育的內容必須具有知識價值、技能價值和精神價值并符合現實需要，這樣才有利于其綜合素質的提高，才能促進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所以說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要從實際出發，因材施教、量體裁衣，根據他們在年齡層次、文化程度、工作性質、技能高低、就業心理傾向等方面的差異分類型、分層次進行培訓，并不斷創新培訓內容以達到學以致用的目標。學校教學盡量活潑生動、通俗易懂，并且給予學員更多的時間提問，把不懂的地方當場弄清楚。
2、大力發展遠程教育。遠程教育指的是學生與教師、學生與教育組織之間主要采取多媒體手段進行系統教學和通訊聯系的教育形式。當前我國現代遠程教育主要以網絡技術、通訊技術、多媒體技術為主要教學手段。遠程教育能有效滿足我國農民工的流動性、分散性和學習時間不確定性的特點，為實現農民工培訓提供便捷服務。在我國的新生代農民工中，開展遠程教育培訓所需要的學習態度、網絡環境、上網技能等條件已經初步具備。需進一步開發和完善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課程體系，培養適應授課、答疑要求的師資隊伍，充實網絡資源，擴大網絡覆蓋面。
3、將短期培訓與學歷教育相銜接，采用開放、靈活、多樣的辦學模式。一是根據企業崗位需求舉辦短期技能培訓班，讓新生代農民工掌握一技之長，提高投入產出效應。二是要考慮新生代農民工長期發展和不斷提高學歷的要求，將短期培訓和學歷教育銜接起來，實行培訓學分制度。當培訓學分累計達到規定數量時。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鑒定、獲取職業資格證書。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參加成人高考或自學考試，免費提供考前培訓。
企業要提高認識，在政策支持、資金補貼和制度約束下，承擔起提高新生代農民工整體素質的主體責任。
1、要加強校企聯合。職業院校及各類職業培訓機構為企業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崗前引導和在崗培訓，企業提供實習場所和必要設備，共同形成富有特色的新生代農民工培訓項目。
2、要強化企業責任。企業把新生代農民工納入職工教育計劃，確保新生代農民工享有和其他在崗職工同等的接受職業教育的機會，堅持技能培訓和素質培訓統籌兼顧的原則，提高針對性和實效性。降低教育費用，提高教育質量，從真正意義上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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